胡穗珊曾是職工盟組織幹事，砌工潮、直接行動、前線組織、封鎖堵路，通通難不倒她。但每次行動，她身旁總有一群工友、街坊。胡穗珊並不是孤獨的行動者，而是連結身邊人的組織者。「我想做改變身邊的人和處境的事。」改變一詞，帶領了她的人生方向。
胡穗珊從來都是與基層一起，站於前線，不分性別、國界。她捲起衣袖，叉着腰肢，與飲食、運輸、清潔等各行業工友胼手胝足，與老闆談判爭取應有權益。「自從當選工黨主席，我開始想到要競選立法會。」
組織工作的點滴如何匯聚成參選的想法？「立法會外剎那爆發的運動，其實經過不少組織、扣連。個個期待運動像爆谷一觸即發，但我會視之如一煲飯，煮過才會成熟。我希望同大家一齊煮，改變制度。」如何實踐？阿珊舉了太古工會的例子。太古工會是香港少數能與公司簽訂集體談判協議的工會，但原來起初理事對協議並不熱切渴求。而阿珊就擔當教育的角色，向會員解釋制度保障的重要。「花無百日紅，再強的工會，無白紙黑字，總有機會被資方乘虛而入。」透過其他工會的例子，改變理事想法，最後煲出一份集體談判協議。「我從工會學到如何切實從群眾出發，立法會不是個人表演場地，而是放大市民聲音的平台。民意是最大能量，就如推動工會的明文保障，我希望同樣能與群眾成長，推動制度改革。」
2013年，阿珊離開工會組織者的崗位，到英國攻讀性別與國際發展碩士學位，回港後在深水埗社區倡議性別友善的政策。早前政府為每個區議會預留一億元進行社區重點項目，她與街坊一同策劃，與其要「大白象」工程，不如建一個社區服務中心，有社區廚房、託兒服務，真正支援婦女的社區生活。她覺得社會資源可以分配得更公義，進入立法會，就是要以基層、街坊、弱勢社群的視角去做資源分配。
雨傘後很多人指議會無用，不如街頭抗爭。由學運起步的阿珊，為何選擇泛民前人走過的舊路，走入議會？「進入議會是為了奪回群眾的話語權，與社運並不排斥，為何要放棄直接做資源分配的陣地？」阿珊以張超雄與郭榮鏗提出特殊教育草案作為例子，透過草案帶動家長參與，講出他們的需要，推動香港市民由聽命的老百姓變成參與社會決策的市民。政改至今，泛民政黨除了捱打，亦是時候回到基本步，由香港人出發，思考如何為香港人帶來更公義的生活。胡穗珊習慣當組織者，她對自己的定位並非代議士，而是群眾的同行者。
政制要自主，必先從生活、職場自主出發。從持份者的生活需要，引導他們參與政治。曾在職工盟、中國勞工組織、婦女團體工作的胡穗珊，與不少民間團體關係友好，她關心如何整合現時香港的民主力量。「我無打算做政客，我打算是要組織議會。」她說自己流着基層工人的血，所有職工盟倡議，標準工時、生活工資、取消強積金對沖，她必然支持。但泛民政黨卻未必個個站在基層這一邊。民主派力量眾多而分散，重整力量，以民生扣連政治，組織基層，串連社群，是阿珊的參選抱負。
政客為了選票，可以隨時變臉，昨日反對的，今日審時度勢又可打倒昨日的自己。組織者卻以群眾為依歸，清楚力量是由群眾而來，不囂張，因為組織者相信，組織帶來力量，力量帶來改變。阿珊堅定的說：「我從來不說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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