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多方面的社會參與，工運始終是我的家。」李卓人在今年的職工盟會員大會中如此說道。自1994年參政起，今年已是他第七次參選立法會。和其他議員不同的是，這條路不止是他一個人在走，而是與職工盟眾多工會同行。
「我參選的目標，由1994年到現在，沒有改變過。一則是透過進入議會，與議會外的工人抗爭互相配合、抗衡資本霸權；二則是把工人聲音帶入議會，爭取法例改善。」這番說話，李卓人說了廿多年，至今仍然鏗鏘有力。「所以今年我的選舉口號是『始終如一』，算是不枉了這幾個字。」
以參政配合抗爭的運動路線，職工盟早在1994年便確立起來。由開始參與「新九組」選舉，到後來轉到地區直選。1994年時，議會的「私人法案」是爭取勞權的重要武器。「當時我們的私人法案是有機會通過的，所以我們一提出，政府便與我們搶，提出他們的法案。於是乎，香港有了第一條集體談判的法例。雖然後來法例在臨立會被廢掉，但我們的抗爭突顯了獨裁政權和官商勾結的醜陋。」走到今日，工黨已經成立，有更多人由工運走到參政，工黨現在已經有四名立法會議員和三名區議員，算是小有成果。
今時今日，中港矛盾加劇、社會矛盾升溫，香港人和梁振英水火不容，有更多人參選，以社會運動之名進入議會，工黨和他們有分別嗎？「現在好多人說『自決』、要制憲，我們並不是反對這些東西，問題是怎樣做呢？我們跟他們最大的分別，是這些將自決講到甚囂塵上的人們，並沒有提出達致目標的方法。假如中共明天會倒下，我們當然歡迎，但口號不能改變世界。」
「我們認為，真正的改變必先由生活開始。環顧所有成功的鬥爭，都不離勞工、房屋、教育這些生活需要；我們搞工會組織，便是要由生活、職場開始改變。面對自己的老闆都低聲下氣，香港人如何面對專政的中共？如果我們打不倒大老闆，難道可以動搖中共政權？」這條運動結合議會抗爭的路線，李卓人默默與工盟走了廿五年。「我有一個願望，就是工人面對老闆，不用再『鵪鶉』。我們必須要一步一步連結對政治冷漠的人，透過組織和教育改變人們的想法。事實上，在我們的工作之中，有好多工友由政治冷感演變成工會和民主運動的中堅。」
勞工運動在泛民之間，從來不是主流。「我們1998年開始談最低工資，當時與民主派也意見相左。全靠工會的力量，支撐著我在議會的工作，我們慢慢把很多黨派拉回來。2011年，我們有了《最低工資條例》，這一場仗我們打了十二年。」在官商勾結的香港，爭取最低工資談何容易。然而透過工會組織和議會的呼應，終於打勝了一場「不可能的仗」。
2016年的選情，比以往任何一屆都要險峻。「今屆的碎片化最為嚴重，人們可能以為我逢選必勝，但最『安全』卻恰恰是最『危險』，還是要集中票源。」李卓人一席所代表的，矢志不渝的工會抗爭路線，會否因「世代之爭」而過時，就視乎打工仔女是否跟我們一起撐到底，你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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