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3月28日）與碼頭工人食飯，起初沒打算發言，但見人數少了，感慨之情難卻，唯有一試。我說今晚我有一個「失望」、一個「感動」，失望在人數比去年少一半，很多碼頭佬似乎忘記了初衷；感動在Banner 仍舊寫上「同一海洋上」，見到今晚剩餘的中堅份子，為他們的堅持而感動。當日的半杯水理論，似乎是給正在運動的人（或在附近正在參加工潮的非碼頭人）一種麻醉劑，藥力一過卻發現改變的不多。我記起早前同事在其他工會的理事退修營上講過，孫子兵法中取得勝利的其中一個要素是「上下同欲者勝」，剛好適用於今日的碼頭工會上。我也正好引用此句作為今晚對他們及自己的提醒。
兩年了，坦白說，我也從來沒有認認真真地檢討及整理是次工潮的發生、組織及決策過程、戰略、權力關係等等。記得當時工潮後，大小訪問、團體分享、轉接工會教育的工作、整理工會的團隊關係已經花了不少時間，後來還有很多個人私務、到發生大大小小的社會事件，新界東北、雨傘運動，實在時間不夠用。作為這場工潮的主要組織者，其實也好應該聯同當時其他的主要組織者，為此坐低認認真真詳細檢討整理一次，例如當初為何會出現瞬間決定衝入O3的情況，這一步是當初工會沒有計劃下發生；禁制令頒布後又為何工人們會順從「民意」離開碼頭，井然有序地將物資搬到六號碼頭閘口前，建立「碼頭村」，作出期抗爭基地；又為何第38日堅定反對資方提出的方案，但40日白字黑字公布後卻會接納，中間的邏輯是否簡單以「生計」兩字就答完？市民總共捐出890萬作工人的罷工基金的因素為何？為何當時只集中照顧傳媒打民意，而忽略內部鞏固及繼續組織？當時MTL及DPW的碼頭外判工人的反應呢？另外公司直屬工呢？為何當時不考慮聯與勞聯作部署？甚至裡面HIT與外判商的關係等，其實我們分析到的很少，還有很多謎底未打開，但這些疑問似乎對日後的群眾組織及部署，也有很多參考價值。
Saul Alinsky在他反叛手冊中提到「群眾的需要一直在改變，（外圍）狀況是流動，永遠變幻莫測，有很多目標並不是金錢或時間的簡單東西，而是於心理上的，好似用來發夢的那些東西。」當維持著所謂「膠著」的狀態時，工友的需要，似乎並不只是一個加薪訴求，或者更多的罷工基金來源；而是來自他們抗爭時所產生的階級認同感及參與性。
或許當時我們最忽略的，就是與參與的前方群眾的互動，相反只懂嗌咪訪問開會再開會，表面的形象工程，換來代價當然是現今的狀況，我相信群眾的行為永遠是最誠實。而最核心的問題我們可能要問，就是往後一些Disempowering的制度、想法，甚至於意識上，怎樣能夠從工人身上移除，從而繼續維持自主工會，或更直接於兩年前碼頭工潮中工人及其他參與者的戰鬥性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