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剛過去的大年初一晚發生的旺角衝突事件，是自1984年的士罷駛騷亂後最嚴重的一次。除特區政府多名官員高調譴責暴力及大舉拘捕涉事者外，外交部上周四（2月1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亦指此事是「由個別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為主策動」。
然而「激進分離組織」只是製造稻草人，以為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就能解決問題。這正反映北京天朝主義作祟、梁振英政府沉迷政治鬥爭，他們埋首於沙堆中，根本無視香港人，尤其年輕一代對其不滿的積累已超越臨界點，才出現進一步激進化，甚至暴力化的趨勢。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 (Albert Camus)也在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詞中說：「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我們的年輕世代，看到自主權移交後香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以及「高度自治」拾級而下。梁振英上台後香港經濟一味靠北，不斷製造為求中港加速融合、斷送香港逾千億公帑的工程大白象。好勇鬥狠的梁振英政府更未有想方設法縫合雨傘運動後的社會嚴重撕裂，而近月的李國章入主港大、李波失蹤事件，讓港人進一步看到「這個世界的崩解」。
我們現在看到香港天天發生的荒謬事情，除了驚訝和憤怒之外，有些人可能會選擇俯首順從，甚至認為「係咁嫁啦？唔係可以點樣？」，最後荒謬地享受着痛苦。但年輕人卻心有不甘，走出來反抗，捍衛本土文化、核心價值。這不僅是出於個人義憤，也相信價值跨越了個人或是自私的考量。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
正如練乙錚先生早前在報章中所言：「香港民主運動激進化，主因在於京港統治集團違背《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裏，關於民主普選及港人港治港的承諾；一些年輕港人見「先禮」（和平抗爭路線）之無效，遂改招數為激進勇武甚或包含若干暴力，是謂「後兵」。
有評論認為不應將所有事都算在梁振英頭上，更指只有將政治、經濟民生和社會資源合理分配有效結合，就能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問題。但經濟和社會資源要合理分配，前提是有一個真正反映民意的民選政府和議會。然而，自8.31人大決議後，真普選的希望已幾近被完全扼殺，結果是愈來愈多人相信政府建制已不存在改革空間；當民眾對現行體制不抱任何希望之時，才會有大批年輕人以身犯險，堅信唯有以武制暴才是出路。
若然梁振英和北京政府繼續以強硬鬥爭思維管治香港，成本只會愈來愈高，距離「完全不能管治」只差一里路。新世代雖然失望，卻不會絕望，他們要替香港找出路，但可能不再「和理非」，更會與中國愈走愈遠。
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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