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愈是深重，人也需要變得愈理智清明，而不要讓仇恨令你變得愚蠢。對黑警（我並非指所有警員都黑）的仇恨是無可厚非，因為那枝警棍可以打落手手腳腳，但偏偏要對準人的頭來打。既使是在電視看到，那不認識的人在倒地淌血，也令人咬牙憤恨。但是，如果你跟他們開片，而他有鎗有大台傳媒有法律保護，你則子然一身，結果是受罪再受罪，最終受苦的是你和你的家人。既然你仇恨黑警，689和其傀儡，為何要反過來讓他們從你身上找著數，讓它們進一步傷害你，侮辱你，為何要愚昧到這樣「以德報怨」？ 撇開暴力是否道德的討論，單從策略上考慮也是不智。
仇恨和愛一樣，應該可以令人變得聰明。若有能力去愛，你會觀察一個人的需要，然後想方法去協助他，在這觀察和想方法過程中長智慧。同樣，當你恨一個人，你要分析他的強弱，再想方法去攻擊他，這也是長智慧。他最想得到的是什麼，最害怕的又是什麼。不要給他們想要的，而破壞他們害怕的。 因此，要對抗黑警和政權，就應分析、謀定而後動。撇開武裝革命，黑警與政權都怕失去道德正當性和龐大的眾群結連。因此，要對抗他們，首先要佔領道德話語權。反國教運動中，沒有擲過一塊石頭，燒過垃圾筒，最後結果大家有目共睹。不單只勝了一場戰役，更開展了新一代的青年運動。雨傘運動的初段，警察的暴力失去了道德話語權，令到全港反制，689和曾偉雄互相推莊，曾偉雄推落去分區指揮，分區指揮推落去前線指揮，令這幫人醜態百出。
其次，要以收取社會結連度為最高目標，社會的支持結連就是對你所仇恨的政權的侮辱和攻擊。得取社會支持的前提是，政治訴求必需要清楚，究意是打倒689、保護小販、反地產霸權、反國教、反高鉄港珠澳橋，還是要求什麼，繼而經過組織結連工作捲入更多群眾參與。水能戴舟、亦能覆舟，這說法雖不是立桿見影的效果，在古代或許也不正確，但必定是現代社會運動的原理。反觀，今次旺角一夜之後，政權瞬間取回正當性，有了道德位置去加諸罪名，其後小販也未走出來捍衛示威者（這點不能怪責小販），令社會大眾最強的感覺是純綷搞事，結果就是一敗再敗。若發生在反國教或佔中前期，群眾取得了正當性，政權根本不可能如此猛烈反擊。
參與社會行動，除了源於不滿、仇恨外，還必需思考我們到底想建立一個甚麼的社會，這就是價值。劉曉波當年在天安門和軍隊談判，讓廣場上的學生離開，繼而起草零八憲章，再判入獄十一年，當時他還未有受頒諾貝爾和平獎。在那個所謂的法庭，宣判他入獄後，他有一句發人深省的話，他說：我沒有敵人。我估計，他對整個國家機器和既得利益集團，沒有仇恨。因為仇恨的另一層意義是，為何你要將那些人格卑污的人放在你心上，還要放得那麼大，這樣值得嗎？對於這幫人格卑污者，要做的是連結更多人去聲討它們，但它們不應影響你的自我，因為他們沒有資格。處理好仇恨（不是忘記，而是處理），之後所做的事情，就是大家畢生所追求的價值。
最後，很多人在討論革命，想知道何如去令革命發生。革命的大前堤其實並非武裝和軍火，也非革命軍和地下電台。德國政治哲學學者漢娜鄂蘭指出，革命的大前提必須是政權完全喪失正當性而只能靠暴力（而非權力）統治，她明確的指出了暴力和權力的分別，兩者是完全的兩回事，大家可以參看她論暴力「On Violence」這文章，藏於她Crises of the Republic一書中。689政權的道德正當性已然不多，只是中共及香港的財團為它久延殘喘，我們不要倒過來給他添上正當性，拖延它敗亡的日子。而要破壞它的正當性，你不喜歡也好，暫時的策略只能是和理非非、和平佔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