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伯現年七十八歲，育有三子，兒孫滿堂，本應與他們一起，過著安逸的退休生活。可是，許伯為了一家團聚、為兒子的「港人身份」，勞碌奔波。許伯自1999年起參與「爭取子女居港權」運動，抗爭至今，長達十四年。
「舊年嚟左一個，第三仔，仲有第二仔『超超齡』，無得嚟。」對於第二子至今仍未享有居港權，許伯「感到好遺憾，好失望，無希望」。
家庭背景
許伯有一弟一妹。他父親於年輕時到菲律賓工作，許母是香港人，擁有港人身份。於1958年，許母由菲回港定居後，便開始申請子女（許伯及弟妹）來港定居。
六、七年後，許伯弟弟的申請獲批。當時許弟未能直接由福建到港，需經澳門入境香港。其時在菲的許父賺取不俗的薪金，因而可供在港的許弟上學讀書。許弟的成績不俗，考上香港理工學院（現：香港理工大學），繼續學業。完成學業後，許弟在港工作，事業有成後於北角置業。其後，許弟成家立室，舉家移民新加玻。
許伯於福建出生。出生後於內地過着簡樸的生活。內地社會對於農村村民的學歷要求不高，許伯在村內完成中學。畢業後於村內以耕作為生。許伯與妻子住在同一村內，二人居所相隔二十多分鐘路程，互相認識，但不太熟絡。二十多歲時經同村介紹而結婚。婚後一直於村內生活。幾年後，大子出生；年半後二子出生；兩年後三子亦繼而出生。
來港初期
1980年7月9日，許伯與大子來港，許家從此分隔中港兩地。抵港後，許伯申請香港身份證，翌日獲批臨時身份證。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工業發展蓬勃，工廠需要大量勞動人手投入生產。許伯領取臨時身份證後便到了一間收音機工廠工作。大子來港時未滿十八歲。由於當時許父年紀老邁，無法供養大子在港讀書；大子亦因未成年而無法工作，因此大子便與許母同住北角，照顧扎腳後行動不便的許母。為方便上班，許伯則另行租住鄰近工廠的住屋。
同年12月，許伯來港生活半年後，取得正式身份證，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大子則於1981年1月取得正式身份證。
大子名年紀稍長，便做散工，以五、六十元日薪，幫補家計。
工作與生活
許伯來港後，正值香港經濟蓬勃，工廠「生意好好，老闆搵好多錢，我一個月都有幾千蚊」。閒時，由於當時電話並不盛行，許伯寫信與內地的妻兒聯絡。但因以往交通不便，信件要寄上七、八天才能由香港寄返福建。
在收音機廠工作期間，許伯每三個月便有十二天假期，「要睇老闆安排，唔會一次過放十二日，分七日同五日咁放」。放假時，許伯會帶着大子返回福建探訪妻兒。因香港與福建有一段距離，而且當時兩地往返的交通不算發達，許伯回鄉「搭車好唔方便，要搭二十個鐘先返到屋企」。單單花在來回交通的時間，已花掉許伯差不多兩天。
在港期間，為了家人的生活，許伯換過十多份工作，初時於收音機廠工作一年多後轉到地盤工作，兩三年則轉到風扇廠工作。
同一時間，許伯的妻子及兩名兒子於福建生活。十年後，許家分隔兩地後首次團聚。1990年，許伯妻子獲批來港定居。許伯妻子本想帶着其中一名兒子來港，但有關部門卻表示「老公帶左你就唔可以帶仔去香港」，故此，許伯妻子隻身來港，留下兩名兒子在內地。
妻子到港後，一家三口搬到荃灣、葵涌居住兩房一廳的小型單位。其間，大子成家。後來大子獲發位於馬鞍山的居屋，許伯便與子、媳同住十多年。於馬鞍山居住期間，二子及三子以探親政策，申請來港，每次逗留三個月，與父母、兄長作短暫的團圓。在港期間，二子曾從事黑市工作，為廣東人打工，因而學會說廣東話。後來，因為政府嚴打黑工，二子來港便較少工作；三子來港期間則大多時間留於家中，陪伴許伯。
許伯兩夫婦期後獲發位於沙田的公屋單位，居住至今約十年。
許伯最後一份工作為保安員。他65歲生日當天，顧主以一句「你今日65歲，夠鐘退休」，只計算許伯截至生日當天的工資，把許伯辭退。許伯退休後，妻子為幫補家計，成為了家務助理。退休後，許伯有較多時間可以回鄉探望兩名兒子。可是，一次回鄉探親時，許伯不幸輕微中風。二子翌日馬上送許伯到深圳，大子
由深圳接許伯回港就醫。
居留權爭議
1999年1月29日，終審法院裁決居留權證明書不需附於單程證，而且沒有追溯力；非婚生子女亦享有居留權；港人在內地出生子女，只要一旦父或母獲得香港居留權，子女便享有居留權。當日，許伯於新聞報導中得知兩名在內地的兒子有望來港生活時，相當高興，並致電他們告知喜訊。
1999年4月8日，港府聲稱，因終審法院1月29日判決而擁有居留權的港人內地子女人數逾167萬人。隨後，港府又稱，本港未來十年需增加7100億元非經常性財政開支，以及開墾六千公頃土地作建屋及基建之用。許伯認為政府有關言論「是假話，都是騙人的話，騙中央政府，騙香港市民的大話」。政府高官上京，「同中央講會有一百六十萬人黎香港，香港人會無屋住；醫院應付唔到咁多人；又會冇學校比人讀書，叫人大釋法，釋法之後就冇得黎。」
期後，行政會議決定，由行政長官向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及第二十二條第四款，將原來被終審法院裁定為違憲而宣布無效的入境條例部分條文還原，規定港人內地子女應為出生時父或母已是永久居民，及恢復單程制度。
1999年6月26日，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及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解釋，指出只有在出生時，父或母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內地子女，才可擁有居港權。「626」釋法後，港府決定給予1997年7月1日至1999年1月29日期間來港，並曾向港府聲稱有居港權的人士永久居民身分，約有三千七百人。「之前話有得黎個時已經有三千幾個人到左香港，佢地已經同家人團聚左，佢地老婆仔女都黎左香港。
625日都仲黎得，626釋完法話就一百六十七萬人黎就閘住左冇得黎。」提到人大釋法，許伯走回房間，拿出《基本法》原文，向我展示以螢光筆標示，寫有筆記的第二十四條。「《基本法》二十四寫得清清楚楚，子女享有居港權。上面寫得清清楚楚。話咩『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未夠十年就已經變晒：黑變白；白變黑；有就變冇；冇就話有。」
人大釋法後，許伯得知爭取居留權人士於遮打花園集會，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許伯亦有參與該次集會。期後一兩年，許伯退左休開始「多左去集會」，爭取家庭團聚權益。集會家長大多為福建同鄉，家長們會以閩南話溝通。由於香港與福建有一段距離，爭取居權家長大多為福建人，「唔似得廣東人可以游水、偷渡落黎，福建人唔得架。」
為了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在集會中亦認識到一群同鄉。許伯參與集會的次數由一年兩次，參加至每星期兩次到遮打花園集會，每個月八次。在129及626的遊行中，許伯擔任打鼓的角色。隨著鼓聲，家長們邊遊行，邊喊出口號：「還我子女居港權」、「家庭圑聚天經地義」。
三仔因超齡政策來港，第二次團聚
2011年1月15日，當時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訪問北京期間，向傳媒宣佈中央政府已決定於當年四月開始，香港居民在內地的子女，若過往申請來港定居時，未滿十四周歲，在輪候期間因超齡而失去資格者，可以申請單程證來港與親生父母團聚。
由2011年4月1日起，香港居民在內地「超齡子女」，可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與親生父母團聚，根據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發布的申請須知，申請人在其親生父親或母親於2001年11月1日或以前取得香港身份證時，未滿十四周歲，而其親生父親或母親在 2011年4月1日仍定居香港，可自2011年4月1日起，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與父母團聚。
許伯抵港時，兩名在內地的兒子均未滿十四歲。但當許伯半年後取得正式身份證時，二子卻已滿十四歲；三子則因「超齡子女」政策來港，留下在二子在內地生活。這是許家第二次團聚。
二仔未能來港團聚 只因政策僵化
許伯向我解釋，三子因「超齡子女」政策，已於2011年來港。「淨低第二仔冇黎」，「第二嗰個成日話：『哥哥又來，細佬又來，我冇得黎』，成日打電話黎都喊。」許伯妻子提起二子，不禁落淚。
為人父母，只不過想子女來港團聚。對於二子的感受，對於家庭分離的感受，許伯認為是政府的責任，「做父母的人一定愛子女來香港團聚。」
「依家第二仔（比規定的年齡）超過半年，我七月九號黎左香港就申請身份證，第二日比臨時身份證我，到十二月先比正式身份證我，遲左四五個月」，許伯感到冤枉，「政府寫明係咁樣就咁樣，過一日都唔得架嘛，超過一天都唔得！唉…好冤枉…我地小市民，冇辦法」。假若有關當局於在許伯辦理身份證的過程可加快處理，第二子或許亦能受惠於「超齡子女」政策，來港與許伯團聚。
近況
許伯曾輕微中風，近年腳部血液循環欠佳，去年更要以拐杖協助，「行兩步就要停低抖下」，因而參與平日集會次數減少，但一年兩次遊行中仍可見許伯身影。
面對家庭分離，每位家長心情都十分焦急。大多家長步入老年，身體狀況欠佳，「都唔知要等到幾時」。許伯希望政府盡快處理居留權問題，「唔好拖拖拉拉，一年拖一年唔係辦法」，並要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地處理，盡快解決，得以團圓。
籌備及導引：自治八樓
鳴謝：
爭取子女居港權家長協會，居留權大學的協作
各接受訪談的朋友的分享及多年的辛勞及堅持
各參與走訪及撰寫報導的朋友的投入
特別鳴謝：
所有在居權抗爭路上共行的朋友
居留權一‧二九，十六周年
【還我民主，還我人權，還我家庭團聚】
下午遊行：
2015年1月29日
下午二時於灣仔入境事務大樓外聚合集會
下午三時遊行往政府總部抗議
晚上燭光晚會：
2015年1月29日
晚上七時三十分於中環遮打花園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