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彬威、曾憲昊、黃紀陶、陳伊鎔
「沒有人想成為難民。」Poules直視著我們說道，「在家鄉我有著一廳兩房的房子，房間比起我們現在身在的採訪場地還要大，我有朋友、有工作，但現在身為難民的我卻連義工也不能做，每天只能呆坐地過一日是一日。」
Poules的故事
Poules是一名來自埃及尋求庇護者，他來港前是為當地基督教電視臺工作的記者；因為埃及是伊斯蘭教的國家，宗教逼害在當地不時發生，身份證上有一欄是宗教信仰，基督徒的身份根本無法隱藏，只能默默地忍受伊斯蘭教徒的逼害。他接受這份工作時必須斷絕與家人的關係，因為他不希望因為他的工作為家人帶來危險。 Poules除了採訪當地基督教徒的情況外還積極參與基督教與伊斯蘭教融和活動。「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Poules提起耶穌的話。兼愛是他一直追求的，直至他的攝影師在一場悲劇中連同其他23名基督徒示威者被軍方殺害， Poules身兼攝影師和記者，他依然緊守崗位。「因為這能幫助到別人」這句說話是令他繼續的動力。但在之後的一場衝突中， Poules 因為拍攝到軍方向示威者開槍，六名軍人把他打至半死，頭部縫了14針，在醫院裏躺了整整一個月。在意識到生命受到了嚴重威脅，沒有選擇下 Poules 來到了香港。
「原本我的目的地不是香港。我有認識的人在德國可以投靠，可是無奈身上的金錢不足以支付那兒的簽證申請，所以我才來到這裡。」Poules原本的計劃雖然被打亂，但虔誠基督徒的身份告訴他這也是天主的旨意，要讓他來到香港，與香港的人訴說他的故事。「很多人不知道很久以前耶穌曾居住在埃及，也完全不知道埃及其實是伊斯蘭國教，那時的居民在耶穌到過的地方都建了教堂，但在轉為伊斯蘭國教時政府要居民要不選擇轉教，要不支付高昂的稅費，要不為耶穌赴死。」Poules談道，「現在基督教徒若要進去教堂，警察都會在旁持槍戒備，不是從周圍憤怒的伊斯蘭教群眾的手中保護基督教徒，而只是保護那座建築。」
政府資助不足
說到他在香港身為難民的困境，他就談及政府資助不足的問題。「一餐只有十二塊的補助，我只可以三餐都吃即食麵，而每月的房屋津貼只有一千四百元，在香港這個房價高企的地方，我曾經聽過有七個人共用一間房的經歷。」Poules認為難民收入難以應付日常開支，建議政府可以寬鬆不讓難民工作的限制，令他們亦可以活用自己的能力，為建設社會出一為力。「難民申請短則需要三年，最長的可以達到十二年。試想想，在等待申請結果的時候甚麼也不能做，十二年的空白對一個人的人生帶來的影響是有多大。」
難民被標籤化
除此之外，Poules亦談到難民被標籤化的問題。「可能我的膚色是比較接近東南亞人的膚色的，當我在街上的時候，路人都把我當作是些骯髒的東西，都會繞開我地走，並且以一種不友好的眼神看著我，這真的傷得我很深。」難民難以融入香港這個社會，他們被迫離開這個國家，千里迢迢來到香港生活，還不免受到當地人異樣的眼光，可想而知日子過得有多辛苦。
關於如何幫助難民
對於香港人可以如何幫助難民，Poules認為香港人可能只是太着重於金錢，而生於這個享受種種人權自由令他們忽視了世界各地可能還有着跟他處於同一個境況的人，只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到逼害。其實，Poules覺得香港人只要舉手之勞便已經為難民幫到很多，可以捐贈一些二手衣服、少量金錢或者食物到服務難民的非牟利機構，甚至是投放時間到教導難民廣東話上。與難民共處亦可以令香港人認識難民，被問及對假難民的看法，Poules回應：「只要坐下來跟他們談談，互相認識，就會知道他們每個人背後的不同故事。」的確難民不只是一堆名字、一堆數字、一堆負擔，他們其實也是活生生的人，與你我並沒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