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組政黨的路，的確不易走，那種部署投入競選的壓力，比起組織社會運動，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星期，有朋友whatsapp問我，為何要在這個沒有甚麼把握，自已亦不能參選的情況下，選擇組黨這個做法。明明自已仍能在社會運動有一定角色，為何需要放棄待在公民社會的安舒區、正正式式地走進政壇。
當時，我只能簡單數句輕輕帶過，回答甚麼「自已都諗得好清楚要行依條路」，畢竟創黨前夕工作排山倒海，亦未有時間完整解釋、透過文字整理自已的思緒。雖則翌日清早亦要參與電台節目，但在記招完結以後，還是想跟大家解釋一下自已的想法。我明白，投入政治以後，總不能寄望所有人都認同自已，但不論你覺得黃之鋒已經變質，還是尚有保留赤子之心，抑或對香港眾志成立前後處事不妥，感到失望和無奈，我也希望你聽聽我的想法。
今天我是香港眾志秘書長，但昔日我更為人熟悉的身份，就是學民思潮召集人。從成立學民到投入反國教運動，再由投身政改繼而開展雨傘運動，我在過去五年跟著香港人一起成長。在那些年的公民運動，我們滿懷希望地走在前線，曾經奮勇決志立於街頭，曾經的並肩作戰，讓我們感受到，原來社會運動可以為香港帶來希望。
可惜，雨傘過後，共同進退的同行感覺，卻不復見。經歷無功而回的佔領，花上七十九天參與雨傘運動，普選進程仍是遙遙無期，更殘酷地面對三十年民主運動，走進掘頭路。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雨傘告終，政改落幕，曾經感到迷惘，以及焦慮的感覺，不明白我們為何付上一切，仍未能換來成果。常有人說，公民運動的最大對手，是掌握權力資源的當權者，但經歷政改以後沮喪的日子，我卻發現，其實公民運動最大對手，是內心積存的無力感。
去年暑假，我跟香港眾志的籌組班底（沒錯，其實我們早在去年七月開始埋班），嘗試面對民主運動在傘運告終以後，那種創傷和失落，則檢視民主運動，在過去三十年是怎樣的一回事。一直以來，香港官方論述，不管是政府宣傳，還是學校課程，都只會教導我們「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份，所以香港回歸中國理所當然」。
但在回歸前，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引致香港被剔出殖民地名單而失去自決權，以及中共否決「三腳櫈」方案，引致香港前途只有中英兩國協商擬定，香港人毫無角色身份可言，只能缺席前途談判、不被重視。回歸以後，在等待大陸民主化前，香港已被大陸化。更可怕的是，當我們意識到民主回歸走到盡頭，主權移交後普選落空，卻是苦無對策，找不到任何出路。倒頭來，我們發現，香港人在回歸前後，從未當家作主。
無錯，我們曾經開展未如所願的雨傘運動，我們可以失望，但絕對不能絕望。因為，我們不甘心，民主運動從此劃上句號，也不願見到政治僅是被恐懼、絕望和憤怒所佔據。政治，本應可以為一個社會帶來希望，找到一個城市的前路如何走下去，但往往卻是淪為利益先行的派系鬥爭。
我只想說，若果我們作為民主派，相信主權在民，更想告別民主回歸的陰霾，為著推動民主運動重新啟航，就要推動民主自決取代民主回歸。香港人，再不能缺席於前途問題，民主自決正正就要予以回應，希望透過全民公投，決定五十年不變後的香港主權及憲法。香港眾志也是由此而生，我們盼望民主運動能重新啟航。
我，黃之鋒，在1996年，主權移交前一年出生。香港主權移交迄今19年，而我今年20歲。2047年的時候，我51歲，在我人到中年的時候，到底那時的香港前途，是由中共決定，還是香港人決定？我不清楚。但至少，若然上個十年，我們經歷公民社會興起，以及民主回歸走到盡頭；下個十年，我們付出代價也好，甚至是押上前途也好，也應該純粹地，背負我們應背負的東西。
香港，再沒有可以虛耗的光陰。香港人，也沒有迴避前途問題的本錢。民主自決，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任務。
香港眾志，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