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讉責，不要英雄化 : 後事件之後的雜言絮語
我發現，原來事件呈現之後，要先讓時間及資料浮現，情緒上冷卻，才可以突破個人既有的思考框架，及情感的影響，來重新了解自以為清楚的事件。
不要去過快命名
不要讉責示威者，也不要去過快命名。我們思考的維度，不是對與錯的問題，正如我們不會評價美國獨立戰爭中的決策者是否成熟一樣。我們在當中尋求理解，在初一晚的脈絡中，他們是處於怎樣的情緒狀態中 ? 他們的無力感及生活的困窘感，是如何構建幻像式的，認為只有武力才可以改變的信念。泛原則性的讉責武力也是不合適的，如果居於美國的殖民者希望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戰爭可能是需要的，如果他們不作出這樣的選擇，世界的格局很是不一樣，我們的價值觀可能也不是現在這樣子。
對革命的高舉
在很多的討論中，我發現有人把示威者高舉為英雄，或是勇士，把公民抗命者高舉為英雄不單沒有幫助，而且把武力抗爭，在抗爭者中成為了之後抗爭的唯一形式。而合理化的結果只是會令多元抗爭形式的重要性分三五九等，或是流於功利主義式的考量。致使武力反抗在反抗形式上默認的壟斷化，只是把更多有參與反抗動機的人邊緣化，令他們玟接近制度暴力一方。
對革命的高舉是一些人為了鼓動更多人參與的形式。而事實上，其核心卻是把事件賦予理念的高度，來為自己參與的任何行為提供合法性。革命是一種危險的用詞。其含意的積極其實是革命中負面後果的淵藪。革命的含意可以指革新的，例如是在既有基礎上的突破，如工業革命，而如用在政治上就有不同了`。如果一些人的想像是，革命是清除舊有的基礎，重新建立新的制度，我想就落入於類似列寧式革命的魔咒。因為此類革命，是打破既有秩序，引致社會的亂象化，法國大革命，同樣的，在打破既有秩序，出現非常多的真空，但是社會的組織要求我們快速重整秩序，渴望秩序(與舊秩序必須是對立的)，就要求革命的持份者去敵對舊秩序的持份者，殺人是出於更高的理念目的，是出於建立新的，被期待秩序的渴求。而言，正正是因為這樣，集體主義蓋過了公共理性，或是公共理性是建立新秩序的理性，民主在一次過的武力革命表態中已經一次性的證成，而之後的行為都是民主的行為。這種是被以賽亞伯林，稱為「積極自由」的舉動。本來，積極自由(做什麼的自由)在一個憲政民主社會內是默認的，人民想要自己治理自己，或參與控制自己生活過程的欲望，但是在革命的脈絡下，人民有可能走進了一個困境，就是他們每個人都迫於建立秩序，無一例外地參與政治的事務，然而沒有人可以有自由的選擇不參與政治的自由，我們不是動員的，主動的，而是被運動的，被動的，而在當中我們都匿名的參與一場運動，而沒有個人化的自由，因為個化是建立有效秩序的障礙，尤其吊詭的是，人民在革命的一刻，就是奪取政權的一刻，人數最多的一刻，往往是武力用得最少的一刻，而是在建立新秩序，面對新敵人，內戰，處理內部社會持份者不滿的時刻，新的秩序渴望更牢固，才會要求更多武力。
然而，更重如果我們反思的是，不是革命是否必要的問題，因為世界在19世紀至20世界的憲政共和，不可能避免一次性的革命，及其附帶的後果，如果說要反對革命，或是避免革命，是不現實的，個人的意志左加不了甚麼。然而，革命的想像，或是憲政改革與革命的二元性(非此則彼的二律背反)，在仍然處於冷戰氣候的香港是非常狹隘的，都一律認為是 : 打碎一切舊制度的東西建立新制度。這就引致一些人片面的解釋。革命的後果必然導致大眾的貧窮深淵，或是幾十年的倒退崩潰，歷史不是線性前進的東西，也不是幾百萬字，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可以構建證成的。革命不是問題，問題是如果革命是如何操作的。一次性的武力，是可以有潛能建立新的基礎，然而，新的基礎永遠流於幻想及推敲，是文人而不是法學的語言。因此制度不是想像人們能夠自由行動的範圍的欲望(消極自由)。革命只是可以在既有的舊基礎下，作出改革才可以提出免於XX的自由，才可以減低社會中受革命影響最大的人民不滿，使使用武力的程度涪低。建立避免武力形式的工具建立秩序，憲政及漸進的改革，才能為革命中之積極自由，帶來正面結果。因為此有提供公共理性基礎的可能。
非建制派的唯一選擇: 重建民眾理解，及公共理性基礎
我們在此得要承認武力是一些人選擇用以改變社會的工具，但是，在政權作為暴力唯一壟斷者的背景下，此工具的效果可以說是顯然易見，這是無力感的無限輪迥，而且使用武力的人因為習得的無力感，更傾向更暴烈，更具殺傷的武力。人民投入的焦點再不是社會成本更低，具理性的公共辯論，而是因為武力直觀的厭惡，而對參與公共事務的消極。這更有可能令人樂於投入極權的論述，平庸之罪惡作為一種現象就此產生。既有的憲政體系合法性的代議士，面對的是被邊緣化的危險。問題是，我們有考慮過，代議士的功能，就其本性而言，應該是有機社區的一部份。在這些年來，代議士，立法會議員的工作定位，都是議題性的，就公共理性的討論不是問題，但就是欠缺把公共理性帶到基層，讓基層充權，與代議士雙向溝通，重建可見的公理性氛圍的重要性。那麼，沒有這樣的工作，民主就很可能成為了一些人所倡議的一樣，本質上是暴力及民祽的。我們的代議士要比過往更有耐性，投入，更需要與(有可能是討厭反對派)民眾親近，選舉工程及尋求民眾的理解，比過往任一個時候更重要，在現時大多數人都失語，及陷入沉思的狀態下，聆聽，理解，雙向的溝通(就算溝通當中充滿了沮喪感都好)，另一方面，我們要使選擇勇武的人們知道，在司法程序中，我們都是有能力去尋求程序公義，而最起碼，我們都在程序中，去追求最大程度上的正義。
在上一次區議會選舉中，一些人以建制派物質引誘的所謂理由，已經被另一個社會現象: 更多人投票予可以尋求政治突破的代議士，證明了是無效而且荒謬的。然而我們考察一下政治突破的代議士，他們更能平衡理念的實踐，及社區的乩權建設。落選的代議士要改變取向，甚至是在社區中出現，不純粹以選舉目的出現。才可以真正的爭取到更多人的賦權，這就是吊詭而又真實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