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Gundam Lam
去年歷時七十九天的佔領行動，人大封殺香港普選的八三一決定固然是直接的導火線，但誰都知道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貧富懸殊尤其是青年人邊緣化的世代矛盾是根本的原因，亦是回歸以來經歷兩次金融風暴後社會怨氣持續升溫和動盪的主因。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被梁振英炒魷，其中一個罪名是所謂青年工作不力，縱使冤哉枉也，卻擊中問題要害。但689政權以為加強所謂國民教育、標籤要求社會改革的青年「港獨」，以及鼓勵青年北上發展尋求機會便可紓緩世代矛盾，即使撇開政治取向正確與否不談，單是對問題掌握已非全面，有所偏差，難怪無法對症下藥，提出實際可行的解決辦法了。
最近有傳媒做了一個調查，用統計處過去二十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數據，發現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二十歲至二十四歲具專上教育程度的青年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已經低於全港勞工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且差距越來越大，反映大專青年貧窮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明顯是社會結構上的深層次矛盾。
回歸前之九四至九五年，大專青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分別為九千和一萬元，高於全港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的八千元和九千元，之後兩者不相上下。但自二○○二年起，經濟經歷五年通縮，跌至谷底，大專青年的收入便持續低於全港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且差距不斷擴大，並未因經濟復蘇而出現明顯改善。二○○二至二○○四年，大專青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分別只有八千五百元、八千元和七千五百元，拾級而下，同期的全港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則為一萬零四百元和一萬元，相差約兩成。但自二○一○年起，本港失業率低企，勞工階層收入持續上升，全港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由二○一○年的一萬一千八百元升至去年的一萬五千元，升幅約為四成，然而同期大專青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卻只由八千七百元升至一萬零八百元，差距已在三成以上。事實充分說明，大專青年不單沒有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反而被剝削程度不斷增加，與日俱增，完全可以合理解釋佔領行動期間，青年參與者佔絕大多數，亦是最堅持佔領和行動最激進的社群。
看不到前景和出路
收入銳減其實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的根源是對本港廣大青年而言，無論經濟、政治、社會各個方面，都看不到前景和出路。唯一最令青年嚮往和可提供願景的主張，就是通過革命，推倒一切重來，否則未來二十年，注定會被壓在社會底層，浮浮沉沉，不見天日。
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表面的原因是大學畢業生供過於求，二十年來，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畢業生增加了五成，由九四／九五年的12,252人增至一三／一四年的18,459人，但實際上是勞動條件的根本轉變，令職能上並無特別專長的大學青年議價能力每下愈況。一方面，工作越來越零碎化，固定薪酬工作銳減，以時薪或日薪計算的件工或與營業額掛鈎的工作代之而興，成為主流，結果工作和收入都不穩定，極受經濟周期影響。另方面，以推銷和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系，勞工代替（substitution）容易，資歷已變成無用，根本沒有所謂事業發展路徑（career path）可言，新世代職場的前途有限，可想而知。
統治階級不是不知道問題所在，但以為鼓吹青年終生學習和教導青年儲蓄和協助青年上車置業可以解決問題，肯定失諸交臂，徒勞無功，更可能令誤信的青年陷入更大困境。如果不從教育改革和房屋及勞工政策入手，例如加強職能訓練、大量興建公屋租予在職青年和改善勞動條件，不在社會資源分配上增加青年可佔用的比分，世代矛盾只會不斷惡化，終有一天，貧困青年前無去路，後顧有憂，惟有走上革命之途，向既得利益者全面宣戰。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