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哈威：我寫過的最危險的一本書
文／大衛．哈威 譯／董琳璐 校／王行坤
破土編者按:《17種矛盾及資本主義的終結》（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是大衛·哈威（David Harvey）的最新著作，出版於2014年4月。全書由三個部分組成，分別論述了資本主義的三大類矛盾：基礎的矛盾、變化的矛盾和危險的矛盾。本文則是哈威2015年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的會議上針對此書批評的回應的縮略版，全文將會在《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刊出。
《十七個矛盾與資本主義的終結》（以下簡稱「十七個矛盾」）是我寫過的最危險的一本書。現在回顧起來，也是被我定位為 「馬克思工程」系列中最新的（或許是最後的）一本。我說「回顧」是因為直到最近我才意識到，這樣一個工程早已開始。戲劇性的歷史轉折加上我之前所為之努力的邏輯使我從一個主題或者一本書不斷轉向下一個。
這個工程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的某個時候就開始了，但直到2000年後才更加清晰。我當時對2000年充滿期待，並不是因為那是新世紀的開端，而因為那是我本該退休的年份。所以現在十五年過去，在出版大約十二本著作之後我才開始好奇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首先我覺得這和2001年我轉職到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有關。現在看來，這是我做過的最好的職業選擇。我把自己從精英主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日益隔絕孤立的困窘生活中轉移出來，去了一個更為有益的地方，這是一所公立大學，氣氛混雜、活躍且充滿政治性，同時還有非常優秀的同事（尤其是Cindi Katz and Neil Smith以及人類學系的好朋友們）和熱心政治的研究生。正是這群學生讓我堅持完成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系列視頻；他們還承擔了製作視頻、建立並維護網站的技術工作。（作者指的應該是這個網站：http://davidharvey.org/ ，上面除了哈威講座《資本論》的視頻，還有許多演講視頻——譯者注）我欠他們——尤其是Chris Caruso——太多太多。
那麼，這個「馬克思工程」到底是什麼呢？很明顯，長期以來馬克思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更不要說正面的接受了，為了讓他的作品更為人所接受，還需要大量的工作。除了右翼歪曲和回避所引起的（對馬克思作品的）普遍無知，部分左派人士（對馬克思思想）極其教條的介紹也難逃其咎。同時，貌似大部分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一意孤行地使馬克思的思想比原本的面貌更加複雜。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對此負有責任——《資本的限度》（這本書在它出版的1982年，被一個評論描述為「地理學的另一個里程碑（milestone）、套在研究生脖子上的另一個重負（mill-stone）」）。我在1971年以後每年至少在課堂上講授一次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並且充分利用這種機會。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的幾年，我在校園內外講授《資本論》不下三次（當我在校園內講授《資本論》的時候，我總要先完成合同所規定的的教學任務，這樣就不會有人指責我因為政治而忽視學術職責！）。我的目標是在整體上澄清馬克思的觀點，而不至於過分簡化或者矮化。我儘量不傾向對馬克思作品的某種特定解讀，儘管我們不可能完全根據自己的解讀去進行教學。（我的解讀只是許多可能解讀中的一種）。我想要打開一扇走進馬克思思想的大門，這樣讀者就可以在進門之後確立他們自己的理解。這也是在系列教學視頻以及《跟大衛·哈威讀<資本論>》（第1卷，第2卷）（這兩本中對第一卷的解讀已有中譯本——譯者注）中建立的內涵。
我同樣感受到了闡明馬克思思想與當代政治之間關聯的迫切需要。這一迫切需要也帶了這樣一種義務：不僅要確定我們可以從馬克思那裡學到什麼，還要弄清楚馬克思的思想中哪些是不完善的、哪些是要被拋棄的、或者哪些（但願不要！）被搞錯了。這也能讓我們認識到到馬克思的思想中到底哪些已經過時，哪些還有相關性。我主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今天閱讀馬克思，能教給我們什麼，以及為了更好地瞭解周遭世界，我們需要怎麼做？因此在分析當代時事中融入我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我證明了馬克思的方法論和具體理論的效力——因此有了關於新帝國主義的書、關於新自由主義簡史的書、關於不均衡地域發展的空間動態的書（應該指的是《資本的空間》等書——譯者注），關於2007-2008年的危機的書（《資本之迷》）、以及關於資本主義城市化的分析——我在《希望的空間》和《叛逆的城市》中處理了這個問題，並在關於第二帝國的分析（應該是《巴黎城記》這本書——譯者注）中再度樂此不疲地思考了這個問題。關於巴黎的這本書是我所謂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一次練習，填補了馬克思對路易Ÿ波拿巴在1848年大革命失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後如何上臺的分析和對1871年（《法蘭西內戰》）的巴黎公社的分析之間的歷史。當時我只是不自覺地選擇了巴黎研究。（我對這個專題的研究工作早在1976年就開始了，因為我對奧斯曼的作品很感興趣）。只是在相對稍晚的日子裡才意識到，我是在彌合馬克思兩部開創性的政治著作之間的鴻溝！
我的每一本書都以一個特定的話題或者案例探索了馬克思思想的某一方面。我希望這些積累下來的成果可以激勵其他人更加仔細、更加開放地閱讀馬克思著作，以此進入相關實踐研究。
在此思路下，就有了《十七個矛盾》。這本書我有兩個主要目標。第一個是界定反資本主義可能帶來的後果。我認為這是必要的，因為許多聲稱持反資本主義政治立場的人根本不清楚他們究竟所指為何。第二是根據當下事態，提出走向反資本主義的合理原因。
我決定通過檢視矛盾來接近這兩個問題，部分是因為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反復強調像2007-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是資本內部矛盾的外在表現。 「世界市場危機必須看作資產階級經濟一切矛盾的現實綜合和強制平衡。」（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2頁） 他寫道，「資本主義生產中存在的矛盾——這些矛盾誠然不斷在平衡，但是這一平衡過程同時表現為危機，表現為互相分離、彼此對立、但又互相聯繫的各因素的通過暴力的結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128-129頁。）然而，我沒有發現對這些矛盾的系統論述。毛澤東和阿爾都塞對矛盾問題都提出了強有力闡述，但沒有闡述馬克思對資本內在矛盾的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文獻要麼在臨時搭建的基礎上提及這個或者那個矛盾，要麼更糟，那就是在回應複雜情況時說，「很好，這就是資本典型的矛盾啊！」簡言之，矛盾觀念在大部分情況下意味著對話的終止。我想扭轉這種觀點，讓矛盾的觀念成為打開對話的前提，特別是涉及構成反資本主義政治的可能以及如何理解危機的問題時。雖然特定矛盾的外在形式可能在馬克思所處時代之後發生了演變，但在我看來，資本的矛盾的結構，卻令人吃驚地延續下來了。
回過頭來通過馬克思的著作（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簡稱「大綱」）來查明資本的矛盾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很快我就不得不削減書中矛盾的數量，使其成為可管理的系統結構。結果就是神奇的數字「十七」。我不會武斷聲稱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或唯一的。毫無疑問，其他人會做出不同的判斷。但是我在寫作《十七個矛盾》這本書時，認識到了資本的內在矛盾是如何相互聯繫、互動（支撐）的。比起通常情況下對資本的描述，這本書中浮現了一幅定義資本的更為廣泛的去中心化的畫面（decentered picture）。這遠遠超出了「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的想法，或者生產力與社會關係之間的首要矛盾的想法（僅舉兩個最常見的關於資本矛盾的論述）。但是這樣的去中心化邏輯有一個陷阱。有可能產生我所謂的帶有形容詞的資本主義概念，比如金融資本主義、私利者資本主義、認知資本主義、技術資本主義、供應鏈資本主義甚至自相矛盾的「良心」或「倫理」資本主義，任何一個概念都意圖定義資本主義的某些新的、特定的歷史階段。在意識到資本內部存在「互相分離、彼此對立、但又互相聯繫的各因素的通過暴力的結合」的情況下，我寧願保持對資本的單一性、整體性的定義。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的「後記」（中文是1873年的「第二版跋」，譯者注）中指出，「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他的目的是用經濟現象來跟蹤「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繫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繫秩序的規則。」通過對去中心化的資本積累體系中矛盾的交叉和咬合關係的分析，資本應該理解為不斷進化的有機整體（或總體性）的觀點變得更容易理解了。接下來資本的驚人進化也變得容易理解，因為在資本被迫重構的危機時刻，它會積極應對並適應期不同的內在矛盾及矛盾的匯合。我們這個時代，資本再生產面臨的主要威脅（完全不同於馬克思當時不得不面對的威脅）也變得更加顯著了。從這點看來，很容易明白，我們當前為何需要對抗資本並且最終用另類的生產方式來取而代之。
那麼，為何我會成為反資本主義者？我之所以成為反資本主義者，並非因為我DNA中有些奇怪缺陷。也並非因為我年輕時被洗腦了（我第一次讀《資本論》已經三十五歲了！），或者因為我被一些馬列主義或者托派甚至毛主義政黨的花言巧語所迷惑（我從未加入任何一個政黨），再或者因為我生命中的某些時刻遭受了因為資本所帶來的生理、心理創傷，這些都不是原因。我其實很欣賞（雖然遠非「不加批判地」）資本所生產出的一切——不僅僅是新技術。不，我成為反資本主義者純粹是出於理性的原因。在我的判斷中，資本已不僅對我們、對他人非常危險，對資本自身也是如此。當下發生的很多事情簡直無理可循。任何對當下現實進行評估的理性之人，如果他們精神健全，必然會在理性上成為反資本主義者。
當下還要訴諸理性，這看起來有些奇怪。這樣看起來顯得很老派甚至有問題。或許，正是在資本只有通過非理性手段才能存活下去的階段，訴諸理性才會遭到白眼。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為什麼要拼命建造城市讓富人去投資，而非讓一般人幸福得安居？我們應該去那些正在建造但無人居住的高檔公寓或者迪拜那些荒誕的建築的樓頂，然後掛上標語：「太瘋狂了。」這些愚行在過去還是偶爾為之，但現在已經成為行為規範。除此之外，過渡積累的剩餘資本還能流向何處呢？
這裡我不再提及細節，但是本書最後提出的三個危險的矛盾，其目的是對抗那些放棄抵抗無盡的資本積累的論述。第一個危險的矛盾是由連續增長所定義的指數級增長道路。在馬克思寫作的時候，這還不是什麼問題，因為那時商業興旺。但以現在的連續增長率再發展一個世紀，從中國到印度再到俄國、巴西和南方等所有國家都被吸納進無窮的資本積累的壓倒性邏輯中，結果是不可想像的。連續增長所產生的環境問題也是非常危險且充滿威脅的，儘管我不願設想末世論景象，並且願意承認，資本在歷史上曾如何成功地適應環境和自然資源的約束。最後的危險是，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我所謂的「普世異化」（universal alienation），在這種情況下，意義缺失，物質和精神生活各個方面（無論是在家庭還是工作場所）都失去可能性，這就產生了尚不成氣候且有時非常奇怪的社會性（sociality）與反抗形式。宗教原教旨主義的猖獗以及法西斯主義的死灰復燃，這些都是必須認真面對的現實，因為它們會將市民社會變成關於資本和人類未來的巨大的鬥爭場所，這時，只有超級軍事化的國家機器才能通過野蠻的暴力和駭人聽聞的監視與壓迫技術進行控制。在左派前所未有的弱勢情況下，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社會主義與野蠻的選擇從沒有如此緊迫。成為反資本主義者並且起來反對控制我們的超級軍事化的國家機器的命令，現在要取代「差異的全球化」以及植根於普世異化的懷疑主義與無所適從。
我在《十七個矛盾》中所提出的論述與證據並沒有窮盡一切，因為我將自己的研究限制在資本的內在矛盾。我對那些驅動資本主義的更為寬泛更為複雜的矛盾存而不論。我試圖進行抽象化，而抽象化無疑會損害我們對身邊現實的理解。這種抽象化頻繁成為嚴厲批判的目標。有些反對意見甚至會因為它們的非現實性（unreality）而全盤否定任何抽象化。他們會認為，那些被排斥在抽象之外的現實比抽象所揭示的內容要更為重要。我在《十七個矛盾》中試圖反駁這些批評，於是我儘量清晰，以說明我們能從抽象中學到什麼，以及為了理解作為整體的資本主義的矛盾，還需要什麼。我的目標是通過澄清資本積累的邏輯在那個更大的框架中如何運作或者如何不能運作，來改善我們對作為整體的資本主義的理解。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清楚地認識到，一旦市場交換遍及各地，並且事關死生存亡——正如在資本主義中那樣——那麼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在馬克思看來是社會勞動這個看不見的手）就會如此運作，讓個人身份、主體性、欲望和目的與資本積累的整體邏輯毫不相干。當然，在現實中存在遏制某些商品市場（包括勞動力商品）的嘗試，而消費者市場就分解為各種各樣的消費者偏好，但是商品化、交易關係和貨幣權力的變本加厲讓這些嘗試一敗塗地，某些特殊的市場（包括勞動市場）可能成為生產者或消費者的俘虜。對市場交換來說最根本的身份就是由私有產權所支撐的購買者與銷售者。市場將其他所有身份抽象為這兩個身份。正是出於這個原因，馬克思以商品的概念開始了《資本論》的分析，因為每個人——無論其種族、階級、性別、主義、宗教、民族、性身份如何——都通過買賣商品（其中也包括虛擬商品如土地，勞動和貨幣）而生活在資本主義中（當然，資本主義並非在所有地方都取得了霸權）。馬克思論述說，亞當·斯密對資本的流通所產生的社會後果以及不可避免的矛盾的論述犯了根本性的錯誤。自由主義理論以及在技術上平等的市場所承諾的自由與解放掩飾了更深的現實，那就是因為剝奪性積累而導致的永恆的勞動剝削。
因此，我並不接受一個內在就具有種族化傾向的資本主義概念，世界有些地方（如美國和美洲）資本主義的確是種族化的（因為奴隸制的強有力影響尤其如此），但在其他地方，卻並非如此（或者程度微弱或者不那麼明顯）。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如北愛爾蘭或中東），在資本主義內，宗教起到了分化作用，民主主義和民族身份的問題至關重要（如遠東或者東歐）。所有這些影響分散在資本主義內部的地緣政治的競爭中，雖然它們受到資本的內在矛盾的影響且有時與之產生關聯。最後，還有性別和性取向的問題，這些問題比種族、族裔、宗教、民族主義等更具有普遍性。但是在全球不同地方，性別與性取向問題之間也存在很大差別。例如庫爾德工人黨（Kurdish PKK）中婦女的優越地位極其軍事武裝就與伊拉克庫爾德人中婦女的被壓迫和「傳統」境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如北美的女性主義者所不得不痛苦地認識到的，她們所在的世界的婦女解放並非一定意味著其他地方婦女的解放。
其他矛盾的自主發展——表現在資本主義下人類他異性（alterity）的不斷動搖的某種版本——無法化約為資本內在矛盾的功能。我在《十七個矛盾》中從沒有作出這種化約主義論述。資本的矛盾也不能化約為種族、性別、民族身份、酷兒理論等問題。這個簡單的事實也確立了某個重要道理。成為反資本主義者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成為反種族主義，反民族主義，或女性主義或酷兒理論家。這個道理一再被提及，且可悲的是，在左派所發起的階級鬥爭中不斷得到證明。同理，成為女性主義或酷兒理論家或反種族主義者並非一定意味著成為反資本主義者。我在巴爾地摩期間所遇到的很多黑人反種族主義者都是非常親資本主義的。最近密蘇里州弗格森小鎮上的街頭鬥爭聚焦了黑人與排斥性的市民社會機構以及壓迫性的地方國家機器之間的關係。從鬥爭的內容來看，他們並非反資本主義者（雖然有些個人和群體可能認為他們就是反資本主義的），雖然不提及他們的階級位置就無法理解他們鬥爭的形式。全世界有很多親資本主義的反種族主義者、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家。有些土著人口（如玻利維亞的艾馬拉人）成功地參與到商業和手工資本主義活動中，同時也維持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生活的諸多方面。這種本地性與那些亞馬遜流域不想與資本主義有一點關係卻因為資本主義入侵而飽受其害的土著人口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很多左派曾經都認為，反殖民的鬥爭就是反資本主義的，但現實的後殖民政治經濟史卻否定了這種論斷。關於這些話題的所有交談都預設了我們清楚反資本主義到底是所指為何；我關於資本（並非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的研究所要澄清的正是這個問題。與信徒相比，一個女性主義，酷兒理論家或者反種族主義，反民族主義的無神論者需要認同什麼以及通過自己的理念和實踐要表現什麼，才能成為反資本主義者？這個問題可以簡化為，在從事反資本主義的計畫時，一個自治主張者（autonomista），或無政府主義者再或者後殖民理論家要支持什麼？我並不想說《十七個矛盾》給出了所有正確答案。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真問題。
我想要再次強調，這本書的結論是，從這十七個矛盾中所提出的政治提議沒有一個「想要超越或者取代對資本主義內其他歧視、壓迫或者暴力鎮壓形式發動戰爭的重要性。同理，這些其他鬥爭也不應該超越或者取代針對資本及其矛盾的鬥爭。我們需要結盟。」
那麼，《十七個矛盾》所揭示的有趣之處何在？當我準備寫作的時候，我通常開始會認為知道自己想說什麼，但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總是吃驚於自己的發現以及最終產品與最初設想之間的差別。讓我舉《十七個矛盾》中的一個例子。我很早就認識到，《資本論》的前兩卷所基於的是完全不同的預設，並且產生了關於資本如何運作的完全不同的論述。第一卷是關於價值與剩餘價值的生產，而未完成的第二卷的主要（雖然並非唯一的）關注則是價值實現問題。在第一卷中，馬克思將價值定義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然後補充了一句：如果沒有（由支付能力所支撐的）需求或欲望，那就不存在價值。第一卷所建構的理論假設所有的商品都可以以自身的價值進行交換，並且市場上完全沒有實現價值的障礙。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假設。但這種抽象讓馬克思能夠定義由不間斷的價值與剩餘價值生產所產生的條件，以及對不間斷的價值與剩餘價值生產來說必要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產業後備軍的生產以及被雇傭的工人階級的不斷貧困化。另一方面，《資本論》第二卷則堅持第一卷所分析過的驅動力，如技術變革等。它預設價值的生產不存在問題。馬克思然後考察了市場上價值實現的必要前提，並且認識到，工人充分的有效總需求對吸收所生產的價值來說是必要的。很明顯，前兩卷之間表現出一個嚴重的矛盾，那就是不斷加劇的貧困化和能夠產生有效市場需求的工資之間的矛盾。從第二卷的視角來看，第一卷出錯了，反之亦然。
我早前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我並沒有繼續挖掘馬克思在「大綱」中所命名的「生產與實現的矛盾統一」（the contradictory unity of production and realization）這一概念的全部內涵。首先，大多數馬克思主義都會認真閱讀第一卷，但很少有人會閱讀第二卷，更不要說研究了。在寫作《跟大衛·哈威讀<資本論>》（第2卷）的過程中，我強調了關注第二卷的重要性，從亞馬遜網站的銷售排行來看，這種強調第一卷的偏見非常明顯。其結果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中存在著對《資本論》的「生產主義」（productivist）解讀的偏見，而關於價值實現的問題則被忽視了。事實上，如果像盧森堡那樣花大力氣在第二卷上的話，就可能得出對馬克思的「消費不足論」解讀，而這種解讀因為某種未曾言明的原因，被視為非馬克思主義或者凱恩斯主義的。有鑑於此，我只能強調說，忽視生產與實現的矛盾統一並且對前兩卷厚此薄彼，這會導致對馬克思資本理論的嚴重誤讀。不無諷刺的是，與第二卷的視角相一致的強調需求的政治經濟學（在凱恩斯主義理論的幫助下）統治了1945年之後的資本主義世界，但是在60年代期間逐漸破壞了剩餘價值生產所需要的前提。後來（在密爾頓弗裡德曼和哈耶克理論的幫助下）在70年代中期左右由與第一卷相一致的強調供應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所取代。後者在2007-8年全球危機總爆發之前，製造了許多當地語系化的危機，因為價值實現越來越依賴信用和信用卡，去補償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工資壓縮的後果。
第二卷聚焦流通過程，並且緊密關注周轉時間，生產和流通時間（有時會涉及空間關係以及消費時間）的問題。商品生產（我們現在稱為商品鏈）需要協調截然不同的商品周轉、生產以及流通的時間，尤其需要關注固定資本構成和流通的問題，這就很成問題。大量的資本得貯藏起來（因此就不再能生產價值），以便處理不同的時間段。只有在信用制度崛起之後，這個困難才得到解決。對馬克思來說，信用和債務首先並非道德範疇（如當下某些作品所做的處理，例如格雷伯的《債：第一個五千年》。該書中譯本2012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譯者注）。它們是維持資本連續性和順暢的流動性的必要的技術工具。但馬克思直到第三卷才對信用制度進行更進一步的闡發，因此我們在第二卷中看不到債務-信用關係的完整圖景。但我們可以推斷，信用和債務對資本的運行來說是根本性的。沒有這兩者，大量資本將被貯藏，並最終妨礙資本主義發展。
我們在第二卷中還看到，競爭如何推動資本加速周轉。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加速成為資本運行機制的主要特徵，這對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來說也是影響深遠。我們只需想想當下消費主義的運作機制——如時尚，廣告，快速的保費以及景觀的政治經濟學（這裡生產和消費已趨於融合）——就可以看到，技術和組織創新如何安排我們的生活。吊詭的是，這需要更為完備的基礎設施，以及更慢的周轉（體現在土地上的固定資本），從而進行更有效地運作（路越安全，交通就是越快）。於是就有了與資本的穩定性與流動性之間矛盾相關的生產與實現之間的矛盾。
關於生產——實現關係的（與時間相對的）空間問題，馬克思並沒有多說，但是他已說的內容意義深遠。生產價值的場所可能距實現價值的市場非常遙遠。中國生產蘋果電腦只能得到非常低的利潤率（富士康得到3%），但蘋果公司通過在美國的銷售會得到27%的利潤率。沃爾瑪通過在中國和其他地方生產的商品，在美國獲得高利潤率。商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成為問題的一部分，因為他們越強大，能從價值實現過程的不同層面所攫取的價值就越多。因此，價值實現過程並非沒有剝削，消費者和商人之間的鬥爭也成為階級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在生產階段取得高工資的更加寬裕的工人階級會發現，他們額外的有效需求會被商業資本家、貨幣資本家和食利者層層盤剝。工人在生產過程所取得的成果在價值實現階段被資本的其他部分所剝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場合提及這種可能性，但從沒有詳細闡述過（也許因為在他們的時代，這個問題還沒有那麼突出）。之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要麼忽視要麼將其視為不那麼重要的剝削形式。但是從生產與實現的矛盾統一的視角來看，這個問題不僅要認真對待，而且要和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剝削等量齊觀。但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些很成問題的結論。首先，關於價值實現的鬥爭的階級性質存在很大問題。在價值實現過程中，中產階級甚至是上層階級也可能成為價值攫取的犧牲品，雖然從美國房屋止贖的歷史來看，目前主要是窮人和弱勢的少數族裔（如西班牙裔和黑人）所損失的資產財富最多。另一方面，在龐氏騙局和安然醜聞中富人損失最大。剝奪性積累已成為當下價值實現的最為有力的策略。
但是剝奪者與被剝奪者之間的關係太過複雜，很難劃入階級政治中，雖然這種關係在城市規劃方面影響很大且經常是城市社會運動（通常圍繞住房狀況）中反抗的中心。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對待生產與實現之間的矛盾統一的話，我們就必須正視那些越來越多且越來越重要的對日益城市化的日常生活的不滿，將它們視為反資本主義政治的支柱之一，可以與圍繞著資本所統治的勞動過程的鬥爭等量齊觀。
這背後存在另外一個關鍵問題：當工人階級的有效需求被抑制工資的政治所壓縮時，資本如何繼續完成自我實現？一個暫時的答案是信用制度起到了作用。典當商和放款人一直都非常關鍵，且在工人階級的生活中一直是被咒駡的物件，但用來管理和操縱價值實現過程的大規模信用制度關係網的確立也包含著自身的矛盾，而這些矛盾能夠而且的確在很大範圍上造就了2007-8年的危機。當金融家能夠為房產開發商的活動提供資金並且通過他們所提供的按揭貸款滿足住房需求時，那麼2001年之後與住房相關的資產泡沫的前提也就形成了。這也是中國走出2007-8危機的方式之一，而這種方式令人堪憂。
這是我們可以從馬克思的生產與實現的矛盾統一概念中得到的洞見，並且將其深化，與當下資本所面對的最為緊迫的問題結合起來。結果就是去中心化的階級鬥爭概念（decenter notions of class struggle），並且對反資本主義鬥爭來說，規劃出政治行動的更為廣泛的領域不僅可欲，而且必要。有些人可能認為這會破壞馬克思理論和政治實踐原本所具有的清晰性。未來的行動領域可能會更加分散，但這可以讓我們認識到正在發生的各種多元、分散且看似碎片化的鬥爭領域之間的內在關聯。在因為城市起義——在這些起義中，日常的城市生活的品質成為各種不滿的焦點——而得到定義的歷史分期中，對資本的矛盾進行理論解讀會更有意義，這種解讀會將這些關注點整合進一個更加一致的理論框架內。
很顯然，我們需要找到新的從事反資本主義政治的方式。當下有很多試驗，但對這些試驗的一個普世主義批判就是它們無法克服碎片化狀態，並且讓這些因為各種不滿而發生的偶然性起義和抗議持續下去。雖然理論反思無法提供解決問題的策略，但卻可以提供建議，來説明認識在當下情形，並指出應該如何闡釋反資本主義鬥爭。如果新自由主義觀念和貨幣理論可以在1970年左右成為改變資本主義發展和人類歷史軌跡的物質性力量——事實也的確如此，那麼條理一貫的左派理念也可以對未來產生類似的效果。當下統治階級的主導思想幾乎在全世界都沒有服務於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保護並強化一個佔據統治地位的寡頭的權力。矛盾明確且尖銳。永遠的連續增長絕不可能。何時才能告別資本主義，並且確立一個另類且理性的生產方式？我希望，正是基於這個問題，《十七個矛盾》可以成為一本危險且富有煽動性的著作。
延伸閱讀：
挖資本主義牆角——潘毅對話大衛•哈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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