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編輯所加
網友問： … 我反而想問，響正常情況下，正如你所講，香港有言論自由，而一個團體展覽緊（例如事件中法輪功），另一團體不同意，搵人圍住佢（正如關青），但係雙方無實際上肉體衝突，警察可以做尐咩呢？除了分隔雙方（因為好多現場人士覺得警察應該拉關青）
網友又問： 請問謝律師「警察不去保護法輪功，縱容青關會欺壓法輪功，不執法，不履行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責任 這是否違反了人權法？」
《我的回應》：
這樣說「警察違反了人權法」有點怪，簡單說，只可以說政府違反「法律要求」，沒依法履行保障公民權利的職責和責任，這樣指控政府，不單是「道德上」、「道理上」或「政治上」，還有「法律上」。
首先，就《人權法》和《基本法》的公民權利，法律上政府有兩大位置，即不踐踏公民權和保衛公民權。第一位置，政府不可以踐踏公民權利，是眾所周知的，我們說違反《人權法》和《基本法》，屬於這情況。但我若說「警察不去保護法輪功，縱容青關會欺壓法輪功，不執法，不履行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責任」，是說另一位置，即政府要保衛公民權，法律上，政府有責任確保合法舉行的集會能和平進行。也就是說，政府要遵守人權法和基本法；還要採取措施，令公民權利可以合法和平行使。
青關會和法輪功之間的事，涉及政府保衛公民權的責任，簡單而言便是「執法」。即使青關會有公民權，政府也要令青關會以和平方式行使，若青關會手法和平，法輪功行使公民權便不受阻礙，也就保護了法輪功，政府要採取的措施，實際上是同一錢幣的兩面。是故，所謂「執法」，即確保青關會以和平方式行使公民權，從而保護法輪功可以和平方式行使公民權。這些說話，不是我說的一般道理，而是終審法院說的，是「法律」、同時是政府和警隊的「法律責任」或「法律上的職責」。具體而言，警隊的角色不可只做一個「旁觀者」(onlooker)，因為「旁觀者」無異於路人甲，只觀看但沒執行任務，而法庭說，警隊的責任是「明確的責任」，英文是 positive duty，比責任更高一籌，意見敵對者同場互相對峙，相方言論得到和平表達，警察責任算是適當履行了。人人手法和平，即等如人人受到保護，因而兩者是同一錢幣的兩面。難於接受的，是法輪功受青關會欺壓報警求助，警察到場，見青關會包圍和指斥法輪功，對「不和平手法」袖手旁觀，令法輪功繼續遭壓迫，做個「旁觀者」，這等一如有人被打報警求助，警察到場，見匪徒毆打報警者，警察仍做個「旁觀者」，道理是一樣的。警察沒有履行「明確的責任」，清晰不過。
Mark Sung 說「警察可以做尐咩呢？除了分隔雙方（因為好多現場人士覺得警察應該拉關青）」，警察可以做的是按不同處境，是「分隔雙方」、是「拉人」或是怎樣做，警察是按發生事情作專業判斷，終審法院梁國雄案中指「這責任不是絕對，政府不能保證合法集會將會和平進行。政府具有廣泛的酌情權，在選擇要使用的措施上，什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必須在特定的情況下視乎所有的環境因素。」我們也不是叫政府或警方「保證」，而是「確保」。這項責任當然不是簡單如請客食飯，而是棘手任務，但法律規定要做，責無旁貸之事，警察豈可因棘手而採袖手旁觀？所謂是非有公理，「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但同時，我們也非下下強警隊所難，在此借助2004年終審法院法輪功一案中的判決，在此案中，終審法院雖一致徹消法輪功學員所有控罪，兼且判定警員當日拘捕法輪功學員，乃非法行為，終審法官還一致讚揚警員說，「因公義之名，須撤銷上訴人的定罪，並無他法，但公義亦要向涉案警員同時確認，警方經常面臨一些非常困難的局面，不應受到批評，反而應該讚揚他們行為上表現出的耐性和克制。」2004年的讚揚說話，用在2013的警隊，會否受之有塊呢？警察們，今時今日，你們是否已背叛了法律給予你們的神聖託負呢？
政府的責任基於以下三處：
1、法例明文職責：《警隊條例》第10條 (e) 指警隊的職責包括「採取合法措施以規管在公眾地方或公眾休憩地方舉行的遊行及集會」。
2、終審法院判決案例：終審法院梁國雄案中指「和平集會的權利同時亦意味著政府有明確的責任(positive duty)，須採取合理和適當措施，以確保合法舉行的集會能和平進行」。
3、政府承認和公開接納的政治責任：香港特區政府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二份報告中，承認此項責任，「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維護和平的公眾集會和示威的權利，及就此提供協助」，終審法院在判案書引用梁國雄案中有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