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自主企業：根治資本主義的藥方
文／郝建
【摘要】Wolff教授帶領我們一道分析和總結了私有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同時以強有力的筆觸描繪了「另類民主」的藍圖——以勞工自主管理企業為基礎的經濟民主。這本破舊立新的小書，連同他如今為此四處奔走的行動，不僅是呼喚大家拋卻幻想，更是要卷起袖子，一手一腳地去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陰翳至今仍未消弭，全球範圍內大大小小的經濟災難此起彼伏，足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預言不僅從未過時，反而在今天愈見其生命力。當華爾街的老虎和肥貓們正在為破滅的泡沫焦頭爛額之時，基層老百姓卻早就看透了食利者的貪得無厭。菁英和主流遊戲規則拋棄了無產階級，卻同時給他們帶來了打造新世界的契機：從本世紀初阿根廷工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奪廠運動」，到今天南歐諸國的工人成立的工人合作社，說明資本主義雖然已經病入膏肓，但老百姓有能力讓自己走出危機，同時建立一個真正回歸社區和人的發展需求、不服務於資本積累的經濟系統。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Richard Wolff教授的新書《勞工自主企業：根治資本主義的藥方》（Democracy at work: A Cure for Capitalism）不啻為一部破舊立新的震撼宣言：他帶領我們一道分析和總結了私有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同時以強有力的筆觸描繪了「另類民主」的藍圖——以勞工自主管理企業為基礎的經濟民主。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Wolff首先開宗明義地分析為什麽資本主義已經深陷泥淖，回天乏力——無論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力挽狂瀾的羅斯福新政，還是1970年代以里根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抬頭，政府干預的多寡只是區分了資本主義的形式，並沒有根治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內在危機。接著，Wolff回顧歷史，批判了私有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描繪了一幅克服兩者弊病的「另類民主」藍圖：勞動者自行民主管理剩余勞動的生產、占有和分配，成立勞工自主企業，從而實現經濟民主，消滅階級壓迫。Democracy at work這個書名可謂一語雙關：這本書既是在談工作場所的民主，也是在談「能真正有用」的民主。
【私有資本主義vs.國家社會主義：問題出在哪裡？】
Wolff沿襲馬克思的定義，概括了私有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首先是私有產權，即生產資料（土地、工具、設備、原材料）和產品（貨物和服務）都是被私人或者企業占有；其次是市場配置資源——生產資料和產品在市場中進行「自由」交換。故此，20世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爭，常常被定義為私有產權與社會產權之爭，以及市場與計劃之爭。在私有產權和市場這個基本框架下，國家干預的多寡只是區分了資本主義的不同形式，並不涉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根本性質的分歧。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發達的生產力，但即使撇開輝煌背後罄竹難書的罪行不談，資本主義天生就蘊含著不可克服的內在危機。Wolff以翔實的數據說明資本主義並不穩定，財富分配不均而貧富分化愈演愈烈，更不用說不斷的周期性危機——在美國歷史上，不同的領導人都曾許諾要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但從來沒有一個領導人能真正徹底完成任務。即使增加國家干預程度，也不能徹底解決經濟危機——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已經很清楚地說明了這個道理。既然解決不了問題，為了安撫被壓迫的廣大無產者，食利者們只好用盡各種手段維穩，比如給大家灌一灌「效率論」和「美國夢」這種雞湯。Wolff認為，為了尋找一個克服資本主義結構性缺陷的替代方案，全面地理解和批判資本主義是必不可少的。
Wolff同時分析了20世紀國家社會主義的經驗。他認為，因為沒有很好地貫徹工人民主管理和運營工廠，現有和歷史上存在過的社會主義國家，如同私有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是不民主的。即使是社會主義社會，其內部也存在分化。國家社會主義治下的工廠，把工人排除在民主管理車間之外，所以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異化，引發了工人的不滿。對生產的不民主決策，進一步導致工人主動拒絕，或被動排除在勞動力再生產（比如工人社區）或其他場所的民主討論和決策。筆者認為，雖然Wolff對國家社會主義歷史的考察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不能否認社會主義歷史上確實存在過這些問題。比如，斯大林曾明確強調幹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蘇聯也因此在工廠實行明確的一長制。此舉無疑否定了工人的首創精神，使得壟斷官僚成了新的剝削階級。
按照Wolff的理解，私有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其實都是「資本主義」，這是由兩者內在的生產和分配結構決定的：剩餘勞動的生產、占用和分配，不是掌握在同樣的人手上。在兩種制度內，所有的生產都由僱傭勞動者（包括生產性勞動者和非生產性勞動者）完成，但最終是由老板來決定如何占有和分配大量的剩餘勞動。結果就是，勞動者遭遇了程度不一的異化。在私有資本主義企業，老板是資本家；在國家社會主義企業，老板是國家官僚。Wolff認為，因為在這兩種企業中，生產者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剩餘勞動的占有者和分配者，所以才會有上述問題。如要根治上述兩種病癥，非要把生產結構徹底改變為具體而民主的政體不可。
【何為勞工自主企業？】
Wolff從剩餘勞動的生產、占有、分配三個方面來描繪勞工自主企業的藍圖。在勞工自主企業中，再也不是由大股東選出的一小撮董事會占用和分配大部分工人/僱員的勞動成果，而是由勞動者通過共同民主運營自己的職工代表大會，自主決定生產和分配——在生產和再生產領域都是如此。在私有資本主義企業裏，股東們一股一票（也就是誰錢多誰話語權大）選出董事（管理委員）會（規模通常不超過20個人）。在國家資本主義企業裡，董事會則通常是一群特定的國家官僚。但在勞工自主企業裡，沒有這樣一群不直接參與生產勞動的董事會。所有提供了剩餘勞動的生產者組成董事會，共同民主決定剩餘勞動的占有和分配。他們共同民主決定企業生產什麽，使用什麽技術（使機器為工人服務，保障工人勞動安全），生產地點（工人生活、玩耍和家庭生活均在廠區裡，所以不再有以鄰為壑的環境汙染）。另外，每個從事具體生產工作的工人，都需要參與到輪換中。不只是不同工種之間的輪換（促進邊做邊學，從而促進工人管理），更是要輪換到管理崗位上。個體工人不僅要承擔具體的生產工作，而且需要平等地參與到企業的民主討論和決策中。
其次，企業獲利不是為了滿足少數人（比如利潤、股息和資產收入者），而是為了大多數勞動者和勞動者的社區需求。勞動者除了要共同民主決定生產計劃、分工和運營，還要共同民主決定一系列分配事宜，比如決定剩餘勞動積累和分配的比例，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成果分配等等。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沒有了奴隸主和奴隸、皇帝和草民，但還是有資本家和僱傭工人的對立。退一萬步來講，至少在今天的西方社會，貧富分化已經嚴重腐蝕民主制度。只有從根本上重建企業的社會經濟基礎，以區分於資本主義企業，才能永遠徹底地根治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和貧富分化兩大頑疾。只有以經濟民主作為基礎的政治民主才是完整的民主。
從階級結構上來看，這是非剝削性的生產結構，因為這時的勞工自主企業，再也沒有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生產的剩餘勞動，也就是沒有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這才是真正的文明社會。資本主義，就和奴隸制和封建制一樣，是剝削性的制度。勞工自主企業要實現的，是讓所有人免於被剝削的自由——這正是屬於最大多數人的自由。如果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那它最應該先統治工作場所，從而為整個社會的民主打造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基礎。因此，勞工自主企業也是一種對工人的提升——因為工人需要參與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從工作場所到自己所生活的社區都涵蓋在其中。這既避免了勞動者遭受異化，還能提升工人參與政治生活的素養，與馬克思理想中「全面發展的人」庶幾近之。
【不是烏托邦】
勞工自主企業真的存在嗎？可以行得通嗎？怎麽才能讓理想落地？Wolff在最後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時以著名的蒙德拉貢合作社作為例子，向讀者分析和講解。
Wolff認為，勞工自主企業要和社區相互結合，比如平民教育、工人消費合作社這種文化和組織工作需要跟上。另外就是注重和消費者以及其他行動的聯結，抓住所有制以及國家法律之下的有限空間，循序漸進地發展。最後，需要有一批和勞工自主企業緊密結合的「有機知識分子」，從而為勞工自主企業的生根發芽提供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基礎，超越小國寡民的烏托邦幻夢。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參考西班牙蒙德拉貢工人合作社的例子：蒙德拉貢合作社成立於1956年，目前共有86個產業合作社，每一個平均都有數百位會員；還有教育機構、農業合作社、建築合作社、服務性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網絡和勞動者銀行。在蒙德拉貢的每一個企業中，參加合作社的工人集體擁有並控制這個企業，實行工人民主管理，通過每年的工人大會來決定誰擔任管理職務。生產什麽、如何生產、在哪生產和利潤如何使用等一切基本決策掌握在工人手裡。
但是在市場競爭中，企業必須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並且要適應市場的變化，以市場為導向。蒙德拉貢的工人民主管理能否有效應對市場導向和競爭壓力？答案是肯定的。已經有研究者發現，蒙德拉貢的民主管理的核心在於「賦權於工人」，不論工人的股份有多少，都是一人一票。它發展了一個基於「完全質量管理」的管理模式，這一模式強調對顧客的關注、持續的改進和團隊協作。蒙德拉貢合作社通過工人參與、主動奉獻、自我管理、團隊精神、跨部門協作等方式實現了高效的質量管理。這樣的生產組織模式反而更有效率，工人參與生產的積極性也更高；而且生產出來的產品質量好，價錢不高，在市場中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可見，勞工自主企業不僅行得通，而且大有希望。Wolff教授這本破舊立新的小書，連同他如今為此四處奔走的行動，不僅是呼喚大家拋卻幻想，更是要卷起袖子，一手一腳地去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參考文獻：
Wolff, R. D. (2012). Democracy at work: A cure for capitalism. Haymarket books. Agirre, I., P. Reinares, and F. Freundlich. 2014.
“Does a Democratic Management Model Enhance Performance through Market Orient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Mondragon Industrial Group.”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no.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