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葉劉氏）昨日在明報發表名為〈跳樓慘案反映另類外傭問題〉一文，拋出一個獨特觀點：「外媒除報道本地僱主的不當行為外，是否亦應多加留意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的問題？」迅即惹來四方口誅筆伐，火燒網絡。筆者細閱後，除了有感其種族主義偏見深植於字裡行間，亦驚訝於身為女性的她對同樣是女性的族群竟能如此不近人情。作為女性主義者（或女權主義者），有責任發聲。葉劉氏一向以女性領袖、擁抱男女平等、同志平權的姿態賺取政治資本，然而其實際行為卻與此等價值相距甚遠，一邊策略性地挪用女性主義的願景與主張，一邊在建制中窒礙女性主義運動的價值實踐，實在令筆者握腕，不得不說一句「食碗底，反碗面」（鍾樹根，2015）。
葉劉氏一向以「女性領袖」的身份行走江湖，被主流建制婦女派別甚或媒體追捧，多次受邀講學，宣揚其「女性領袖」心得。而葉劉氏亦樂於利用其「女性」身份（生理女性和特質，在以男性主導的主流政界殺出一條血路，例如在《亞洲周刊》的訪問中，葉劉氏提到女特首的優勢：「就算立場硬『身段都可以有柔性的一面』」；她在《南華早報》女性論壇中更援引哈佛大學教授Joseph Nye提出，女性化的領袖風格將領導未來：「男性化的領袖風格傾向果斷、競爭性強、具威嚴、喜下命令；相對地，女性化的領袖風格則合作性強、注重參予、強調整合、重視如何令下屬由衷合作。」，表現出她清楚意識到女性氣質的潛在戰略價值。甚至在年代久遠的2001年，葉劉氏已懂得以「歧視女性」為器，攻擊諷刺她的政治漫畫《掃把頭》，拚出一句：「如果我連髮型都捍衛不到，又怎樣捍衛香港的治安？」乍聽之下，倒像是符合了女性主義的身體政治主張。
然而，葉劉氏所言所行與女性主義追求平等平權、社會公義的主張相距甚遠。從為官時的強推廿三條，到雨傘運動期間力撐警方強硬執法，不但顯示出其作風談吐的勇武剛克，實屬「競爭性強、具威嚴、喜下命令」的「男性」風格，同時亦見其對民主運動的高度戒心，對強權峻法的強烈認同傾向。是次文章中的「另類外傭問題」，亦進一步顯示出其中上階層的種族和性別偏見，把原因各異的社會現象或個別悲劇混為一談，意圖以此蓋過社會的制度性不公。文中的論點大膽，以「英菲混血少女墮樓」個案，引申到「外籍僱主與菲籍家庭傭工發生關係」，再引致「家庭關係破裂」(推論一)，從而得出「外媒除報道本地僱主的不當行為外，是否亦應多加留意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的問題？」的總結。當中邏緝之虛妄混亂，「子烏虛有」(鍾樹根，2014)，實有違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期望。推論一試圖以小見大，她指出女性菲籍家傭與外籍僱主發生關係的現象「甚多」，其實純粹是憑葉劉氏從「好幾位」外籍朋友的「聽聞」而來，並沒有實際數據。再者，「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一句，「大量」固然沒有引用數據或資料支持，（而她在回應報章提問時還是一口咬定「一定有唔少」），而「淪為」「性資源」等詞更使人反感：難道社會經濟地位較外籍男士（照文意推斷應是白人男士）為低的菲籍女傭（其實除了菲籍，在港工作的外傭還包括印尼、泰國、孟加拉等）跟外籍男士甚至本地男士就不能有真感情？就算外籍女性在港從事性工作，亦是自力更生，值得被尊重，並不能單以「性資源」代名。
實在，貴人事忙的政客失言本是「人之常情」，錯一次咪「扣5分」囉（鍾樹根，2015），但葉劉氏在被洗版批評後卻推說是「下屬用了『大量』一詞，造成誤導」（回應《蘋果日報》）。明明是自己用了「大量」一詞，卻委過助理配圖失誤並揚言「對該部門主管作出適當的處理」，如此的領導作風，談何「令下屬由衷合作」？
在女性主義運動中，一直有路線之爭。台灣學者如何春蕤和卡維波提出「婦權派」和「性權派」之別，當中的「婦權派」相近於「良婦女性主義」和「國家女性主義」，前者對家庭、生殖、青少年的立場偏向保守，後者則著重政黨政治，主張與政府合作以達到社會運動目的。回顧葉劉氏一貫的說法與行為，可推論出她對「良婦女性主義」和「國家女性主義」的傾向，然而筆者認為，她的主張與行徑，充分顯示出一種「良婦專制主義」，在宣稱男女（生理性別）平等從而獲得更大權力與資本的同時，對情慾自主、種族平等、資源均等分配等運動暗藏負面態度，並且排斥一個更普及平等公開的選舉制度，主張以法律統治人民。這種主張，令筆者想到在奉行社會主義的年代，中國共產黨如何以「男女平等」的榥子，一邊利用女性的勞動力推動各種經濟政策，另一邊卻對女性在家庭、宗族、和社會文化各個層面的壓迫視而不見。這種屬於專制的「平權」，的確在「中國於1947年立國時已實行」（葉劉氏在fb專頁寫到，以此為婦女節增慶）。
葉劉氏在《南早》論壇提到，面對社會工作家庭人生的困難，女性的最大障礙其實是女性自身的「情感波動、不安恐懼、缺乏自信」。實在，女性的最大障礙，不是女性自身，卻是來自把女性社會化為「缺乏自信」，同時無視情感需要、經濟至上人權在後的專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