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喇？咁做野未呀？」、「你示威還示威啦，唔好阻人搵食吖嘛」、「有手有腳應該去做野，唔應該靠政府」、「份工可能唔適合你，不過做住先啦」、「我依家做唔到野，無用咯」…… 上述這些說話或許經常都會聽到，都說明工作對一個人非常重要；香港人對於工作(嚴格來說是受薪工作)，如果不是過份地迷戀，就是極其執著，以致是否有工作或是否影響工作成為香港人其中一個價值的判準，所有影響工作的事就必然是不能接受或容許，而這種價值判準正透過扶貧政策不斷地加強。
香港從一個農業社會轉型為一個工業社會，再從工業社會轉型為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經濟結構要成功轉型，必需要解決生產工具的問題，其中一項服務業最需要的生產工具就是勞動力。然而，社會經濟轉型意味著工作的性質和內容，以至工作模式、使用的生產工具等都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勞工需要重新適應實在不容易。加上，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越來越嚴重，勞動人口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許多勞工的工作收入未能追上通脹，工作待遇和工作環境得不到改善，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在這個對勞工不利的社會背景下，要讓勞工成為順服的勞動力，配合勞動市場的轉變，這過程中必須要建立一套社會價值和道德準則，以指導人的行為，並嚴格評判善與惡、正確和錯誤，工作倫理(Work Ethics)的建構就從這個發展的基礎上發生。
工作倫理：香港價值的壟斷
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在其《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一書指出，工作倫理是一項戒律，戒律的要求是不論如何，人應該工作，因為工作是良善的，不工作乃是邪惡的。而這個倫理有兩項前提；一：若人要獲得生存所需、要活得快樂，就必須從事別人會認為有價值，會給予報酬的工作；二：人不應滿足已經擁有的，安於現狀是錯誤的，人要追求擁有更多，安於現狀是愚蠢和不道德的。工作倫理就是把工作提升到道德層次，把工作視為高尚、理所當然，不工作的人視為不道德，因為他們佔有他人努力成果，而只有從事有報酬的勞動才合乎工作倫理的道德價值。
不難發現，工作倫理已深深地烙印在香港人的中裡，每每會影響香港人對每一件事件或議題的看法：在中學和大學選科時，很多人會考慮就業前景；失業取綜援時，很多人會覺得自己罪孽深重；遊行示威時，很多司機會投訴阻礙上班工作；救生員罷工時，泳客會表示支持但不應影響泳客…… 總之，不工作又或是影響自己和別人工作就是不道德，是不應該鼓勵和支持，其他的社會道德、倫理價值，如追求人人平等、社會公義，就算不是沒有價值，也往往會被看輕一線。
政府施政強化工作倫理
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係往往是密不可分，甚至是互為表裡的，特區政府很多政策亦同樣地以工作倫理作為主要的價值考量。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的討論當然會考慮會否影響勞工投入工作，就連本應是用來推算未來人口，規劃各項社會設施和發展需要的人口政策，最終亦淪為一份勞動力規劃政策。近年，特區政府不斷提倡扶貧，其扶貧策略卻是繼續強化工作倫理，對香港貧窮背後的不公義和社會不平等等道德問題置若罔聞。因此，「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只資助就業的低薪勞工；而今年施政報告表示將會推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也是強調「在職」，只津貼一些合乎工作倫理的貧窮人士；兩項措施均設有工作時數要求，未能符合工時要求的則不能領取津貼。扶貧措施藉著推行工作福利(Workfare)來強化工作倫理，其他非在職貧窮人士的需要則刻意忽略，並且被邊緣化，莫怪乎，婦女團體為推動女性平等而倡議託兒支援近三十年，託兒政策一直沒有甚麼改善；但諷刺的是，政府最近卻因勞動力不足，社會需要婦女勞動力而將託兒放置在政府的議程內。
工作倫理背後，香港社會失去了甚麼？
工作倫理當然有其積極面，它令香港人專心一意工作，為自己的生活、為自己過得更加快樂，努力讀書，畢業後投入勞動市場、工作、賺錢，不斷地追求擁有更多，發展香港經濟。但是，工作倫理卻忽略了香港許多的弱勢社群，他們可能無法工作，但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其他工作以外的價值。只歌頌單一的工作倫理，並壓制所有其他的道德價值的想像，則會非常危險。畢竟人的生活從來不是只有工作和金錢，很多沒有報酬的「工作」例如：照顧、義工、社區參與等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工作」，甚至比有酬勞動更有價值；而社會公平、公義、誠信等也該比工作賺錢更合乎道德倫理，我們更應該要堅持和守護。在中港政商財閥融合的時代背景下，香港社會實在需要有更多工作倫理以外的道德思考、討論和衝擊，以抗衡單一社會經濟發展的迷陣。
作者為香港政策透視成員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