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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所重,道之也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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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

處於大時代的你我,可有深刻了解過這句古語的訓戒?我們身上的責任可以有多重?我們要走的路可有幾遠?這是一個香港浸會大學基本會員通宵出席候選幹事會諮詢會後唯一的感想。

雨傘革命後,年青一代的覺醒正從社會各方面推動新的變革之風,在大專學界更是如火如荼。現在各大學進行的幹事會周年大選風波未曾止息,場內的連場激辯,場外的互相攻訐,終於也輪到浸大。本來我還以為存在感極低的浸大可以安然度過這次周年大選呢,不過既來之,何不一辯之?

候選內閣弘毅提出放棄平反六四作為競選綱領,更祭出本土旗幟,以港人優先等「保住香港」的立場。其實,易幟變天之事不過閒事,只要有論述支持,立論站得住腳,立場明晰,本土派在大專學界掘起不應該被視為罪愆;那是我從雨傘革命得來的珍貴教訓──年青人一旦覺醒,世界遲早是屬於我們的,如今行之有年的傳統泛民價值觀已經腐朽失陷,後浪取而代之,意料中事。

但是,候選內閣對中港之間的現實地緣政治了解不足,歷史文化等切入角度有欠精準,最大問題是,他們的立場從來沒有清楚表達出來,左搖右擺,即使在場等會員欲問清問楚,雙方卻一直糾纏於其內閣對平反六四一事的確切立場及相應行動,光陰易逝。另一個令我感到憤怒的是,他們對歷史和生命的價值隨便切割、區隔,理不直氣不壯,甚至有種因不明白歷史意義何在而生的輕蔑,我不禁哀問:任重道遠,他們明白身上的責任有多重大,路途有多遙遠嗎?

歷史與生命從來都不能輕易切割,本土派常說中港區隔,卻忘了中港之間,廣東是一直缺席於其論述中,卻不容忽視的地方。粵港大罷工一度令中港兩地百姓同氣連枝,而六七暴動原是中國左派發動的抗殖鬥爭;中國的陰影一直籠罩著。如果真要以本土論述保衛香港,還請正視歷史,好好的處理中港,更準確地說,粵港之間的種種關係。即使論及本土意識興起,我認為這絕非近年才有的產物,反而早在七十年代,本土意識已隨香港電影新浪潮萌芽;電影作為佐證,〈第一類型危險〉、〈跳灰〉、〈撞到正〉等作品都是取香港實景,劇情圍繞當時港人生活風貌,如跳灰寫警察與毒販交鋒,撞到正於長洲取景,以上都應該要算作本土意識。

至於六四事件,這的確是發生在中國北京的一場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運動,與香港歷史並無最直接的關連,然而,它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試問誰能夠切割八九年一百萬人上街遊行的身影?誰能切割那年遊行的滂沱大雨?誰能切割那年在維園的歌聲,以及至今念茲在茲的燭光搖曳,和低首沉思的臉容?不,不能的,我們不能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與歷史作分隔,生命啊,其實就是故事的整合,歷史,就是大大小小故事的卷宗。

我一直覺得,受現實政治所限,本土派的許多主張不能隨便與歷史文化分裂,然而許多入門者卻天真地,先入為主地認為,要達成保衛本土,保守主義是必要的,而與鄰國達成任何層面上的區隔是一種手段,正如壁虎斷尾一樣,不過當我問及候選內閣對獨立的看法,他們則大談「現階段」、「條件未成熟」等論調,是否意指其「溫和本土派」立場?有論者認為香港可以成為一個民族,此論點亦被候選內閣成員奉為圭臬,我卻大感疑惑:要是一個民族不能勇於面對挑戰與作出回應,死抱保守主義閉門鎖國,而又不敢獨立,這倒怪異過頭了。

於是,我得出的結論是,候選內閣無疑有其膽識與魄力(如果綜觀全場表現,則其魄力要打個折扣,始終立場太過模糊),可惜識見不足,許多現實層面思慮不夠精純。最後,我突然想起他們的莊名,不知他們有沒有想過任重道遠的深意?如果百年前的中港歷史也能輕易淡忘,切割,則千年前的孔孟之教恐怕亦不值一讀。我們有沒有想過,每人天生的意義是甚麼?為什麼人終其一生必須要靠某種意義、信念或責任支撐自己過活?我們憑自己的意志認知外在表象,久而久之構建自己的世界,說到底也只是希望在空無一物,而又混亂失序的世界中好好的活下去。如果我們今天可以隨意把某些事件集體淡忘,不去悼念六四了,理由當然有,可是誰有權定義?誰比誰更本土?我恐怕新界五大族一出,我們即刻變成「次等香港人」。

二千年前的任重道遠,換成現在的「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不也是遙相呼應嗎?有些東西真的不能切割,只因為我們的生命尚有一種最大的意義──傳承我們的記憶給下一代。很多問題不僅僅考慮當下一刻,想想我們的後代,也許會有多一重的責任,及另一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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