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Gundam Lam
勸學生退場的一個理由，據說是可以爭取民心，起碼可以減少普羅市民對爭取民主的抗拒。所謂"佔領民心"比佔領街道重要。這種看似阿媽係女人的必然真理，其實並沒有人作過認真的探討。民心這東西究竟是甚麼? 如何才會爭取到?
大部份港人希望香港推行民主，己是一早確認了的事實。所謂民意逆轉，是指近期民調中不支持佔領運動的人超越了支持的，而認為要撤退的受訪者超過了八成。問題是這種民意逆轉重要嗎? 特區領導和政府長期不受市民支持，可他們並沒有下台退場。佔領者為何不受大多數市民支持便退場? 退了場，民意又可再變成實現真普選的力量? 當然無可能。
民心在想甚麼？
據港式公民抗命的理論，佔領是要改變民心從而達致普選，調查証明民心不改甚或更反動，故再佔領抗命也沒用。原來抗命的時代只有兩個多月，就壽終正寢了。以為抗爭的義旗一舉，就會一呼百應，市民狹道歡迎，只是過於浪漫天真。這種發展若有可能亦只在極度壓迫的地方發生。在一個有個人自由和稍為富足的社會，大眾對於干擾他們小確幸的事，總會懷疑、抗拒、甚至作出廉價的打壓 (例如簽名反對)。政治冷感的人，亦不在少數。抗爭對於這批人來說，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加上港人面對的，不單是本地政權，還加上一個名為〝中央〞的奇異強權。無得爭、"不可撼動"的失敗主義蔓延。大眾抱著息事寧人的心態，害怕抗爭帶來更惡劣的處境，反而對"攪事"的人大加鞭撻，對加害者處處維護， 齊齊做斯德摩爾哥人。
如何改變民心？
對於這樣的"民心"? 如何可以改變? 更重要的問題是，它有改變的可能嗎? 高呼要抗爭者去"佔領民心"的人，作出這呼吁時又是否建基硬數據？歷史上與香港相近的抗爭，有几多次由始至終都深得民心? 甚至是抗爭成功的一刻，有幾多是已獲取民心？
從美國民權運動，台灣的黨外抗爭，及南韓的學生運動的經驗看，抗爭成功的必要條件，是有一定數量的強硬派，屢敗屢戰地堅持抗爭。數量足夠，才會有影響力的行動；更要顯示出比不可撼動的政權更不可撼動。惟有這樣才可以迫使民眾在兩股力量中作出選擇。港人對佔領運動的〝不支持〞, 不是由於他們反對普選或支持現有政權，而是由於抗爭會影響他們的生活。除非現有政權腐敗到民不聊生，否則難以使一般人支持用積極抗爭的方式爭取民主。(吊詭的是，港人越抗爭，所收到的經濟"大禮"就越多。) 港人對佔領運動的〝不支持〞, 是由於要撼到強大的政權難而且代價大，讓抗爭撤退易而代價低。欺善怕惡，人之常情。故此人們對高牆寬容，對雞蛋苛刻。政權凶悍應份，抗爭稍激喪罵。惟有當人們認識到抗爭與強權永遠是如影隨形，永不休止。只有高牆倒下，雞蛋才會止息。人們才會認真思考如何加入積極扳倒高牆的行動。
抗爭的當下目標
故此，抗爭的短期目標不應是爭取民心，而是要癱瘓社會運作，以削弱政權的正當性。當初南韓學生屢屢集會而招軍警鎮壓，民眾只會視之為製造麻煩之徙，學生所為何事? (筆者常常懷疑，當財爺抱怨抗爭令投資者腳步，損害金融中心地位時，是否在為抗爭者打氣?) 抗爭者當然也不奢望最終的目標可以一蹴即就。正如佔中三子明知推翻人大決議無望仍要啟動〝佔中"。而在開放富足的社會中抗爭的最高境界是佔領。它是唯一非暴力而有效地削弱政權正當性的行動。對抗爭者來說，抗爭區的生活是愉快的，回到日常才是厭惡的。抗爭者也無必要以犧牲個人的正常生活(健康、工作、學業、關係)的方式來經營佔領區。以血和肉作為推動歷史燃料實屬不必。抗爭區是抗爭者的圖騰，抗爭區的失去是抗爭階段性失敗的象徵，面臨政權的暴力鎮壓下失去(如旺角)，並沒有大不了，但主動撤離則有違初衷。而眾口一詞的呼吁撤離，正是反過來向政權的暴力鎮壓亮起綠燈。這是旺角經驗可以証明的。
故此，〝佔領民心"的呼吁，對抗爭者來說，應比粗口還難聽。他們希望聽到的，應是"保衛佔領區，保衛民主運動"。